荊州和東吳的大臣在赤壁之戰前,為何會想要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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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州和東吳的大臣在赤壁之戰前,為何會想要投降?

赤壁之戰前,為啥荊州和東吳的大臣們都想投降你知道嗎?不知道沒關係,三國網小編告訴你。

公元208年7月,統一了北方大部的曹操南擊荊州。雙方還未正式交手時,曾經單騎定荊楚的劉表火線離世,為次子劉琮留下了沃野千里、帶甲數十萬、極盡地形之利的顯赫家業。然而在一眾大臣的勸說下,這位富二代壓根沒做任何抵抗,就利索對曹操繳械投降了。

而接下來,當曹操揮師東進時,孫權也面臨著同樣的情況:江東眾臣認為「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生怕自己主公投降得太慢了。

乍一看「投降」這倆字,大部分人內心估計會馬上湧現諸如「毫無氣節、品德卑劣」等負面字眼;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些投降派的理由很充分,如果我們跳出《三國演義》中「貶曹」的立場來看,這些沒骨氣的行為,其實非常合理、合法,甚至可謂是利益最大化的首選。(以下依據正史)

道義、實力,是決定投降與否的唯二因素

首先,我們結合越、傅巽等人勸說劉琮的言辭,探一探這些「投降派」的心路:

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御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御曹公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

這段話包含了兩個關鍵詞:

其一,逆順,即道義。

我們要搞清楚一個概念:當時的漢王朝並沒有滅亡,漢獻帝劉協,就代表著漢室。

曹操VS劉表,不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而是大漢政權的內鬥。而我們的曹丞相,是名正言順的漢室擁立者,他麾下所有文武,也都是漢朝廷冊立的官員。他們此次南征,也是正兒八經的得到了漢獻帝劉協的准許;大軍的旗號也是「漢」,而不是演義中的「曹」。

而劉琮之父劉表在世時,從身份上看,是漢室宗親;從職務而言,是朝廷白紙黑字委任的荊州刺史。但他的表現怎麼樣?在皇室面臨危難時,視若無睹;漢獻帝劉協被曹操迎立後,他更是兩面三刀,多方下注。

因此,演義中聲稱曹操是漢賊,但從法理上來講,不歸順漢獻帝劉協的那些諸侯才是真正的賊。而劉表死後,幼子劉琮未經朝廷准許,直接自立為荊州之主,這更無異於赤裸裸的叛逆行為。

所以傅巽等人用了「以人臣而拒人主」這一概念,等於承認了荊州劉氏政權的非法性。因此,他們鼓動荊州投降曹操,實際上是歸附朝廷。畢竟從本質上來看,荊州士人都是漢朝子民。

那麼,為啥當初官渡之戰時,已經挾天子的曹操,仍面臨著被人背叛的危機?因為有個更加關鍵的考量因素:實力。

其二,強弱,即實力。

起初,劉琮也想像他的父親那樣,「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其實就是想當個割據政權,自己做土皇帝。

不過群臣立馬迎頭給他潑了幾盆冷水:時代已經變了,如今的天下,已經不是劉景升時代的天下。曹操已基本統一北方,中原的人口、人才、耕地、物資......哪一樣不是數倍於荊楚?「以新造之楚而御國家」,妄想以楚地對抗中原,無異於以卵擊石;靠劉備抵抗曹操?他要真有這能耐,怎麼可能淪落到投奔荊州?

總而言之仨字:打不過。

想必當時劉琮的內心是拔涼拔涼的:一不佔理,二沒能力,三沒人心,再硬抗不就等於自取其辱?所以他利索的繳械投降。

而接下來的孫權,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首先,道義不佔優勢:

曹公......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

在小說中,曹操雖給人一副蠻不講理、欺辱漢室的印象,但在實際上,當初漢獻帝劉協流落洛陽廢墟之際,各路諸侯視之若燙手山芋、避之唯恐不及,只有當時尚弱小的曹操前去迎接,讓失序已久的「宗室社稷制度始立」。如果沒有曹操,估計漢王朝當時就要改名換姓了。

曹操接下來的舉動,正如同江東群臣所言,總是打著漢朝廷的名義,所作所為都處於規則之內,起碼在表面上讓人抓不住把柄,幾乎是一位兢兢業業為漢王室翦除叛亂的「周公、霍光」。

而其他諸侯攻擊曹操的理由則很無厘頭:曹雖明漢相,其實漢賊。這既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嫌,也有莫須有的意味。如果說替漢朝廷辦事的曹操是賊,那孫權、劉備這些實際上已經佔山為王、畫地自守的好漢們,該怎麼稱呼?這是赤裸裸的以一百步笑五十步。

其次,雙方實力的差距太大了。曹操取得荊州後,面對孫權時已具備了巨大的戰略優勢:地形上,扼守長江上游,東吳面對中原的天塹已不復存在。

軍事方面,劉表苦心經營多年的荊州水軍,曾經讓孫權家族頭疼不已;如今卻已悉數歸附曹操,再輔以向來強大的中原步騎,雙方紙面上的實力差距已經大到讓人難以直視。

所以他們幾乎一致認為:愚謂大計不如迎之。

總而言之,從客觀上而言,實力才是決定荊州、江東眾臣們態度的首要因素;而正統與否、順逆態勢,只是他們用來幫助自己下台階的梯子。

但這裡有一個問題:這些官員們為啥如此理智?血性的周瑜、魯肅為啥成了少數派?

因為嚴格而言,這些人本身就是投機者。

呼風喚雨的諸侯們,實際上是門閥政治的代言人

東漢末年的亂局,其實是世家大族們的博弈;而那些「諸侯」,更像是不同勢力的代言人;代言人可以換,但主體不會變。荊州、江東士族不約而同的主張投降,實際上是順應局面、及時變換代言人而已。

我們都知道,兩漢時期的選官制度,主要由察舉、徵召組成。前者是自下而上的推選人才、後者是皇帝本人由上而下選用人員。而起初人才的推薦/選取標準,是才能、品德,即儒家所講的德才兼備。

顯然,這兩個指標都難以量化,免不了會受人為因素左右。在政治清明時期,依靠帝王權術的掌控、考核制度的鞭策,尚且能維持這一體系的正常運轉;而到了東漢後期,面對上層建築的失序、現實利益的衝突,上述制度逐淪為裙帶關係的溫床;有權有勢,就能左右官員選拔,最終,門第高下,已成為人員任用的真實標準,甚至逐步形成了諸如「四世三公」的袁氏這樣的公卿世家。

出於對話語權的爭奪,恆、靈二帝在位期間,連續發生了好幾起「黨錮之禍」事件,士族與皇室愈發貌合神離。隨著黃巾起義的爆發,地方豪族靠著強大的人力、財力、影響力,紛紛組織自己的武裝;而那些州牧、刺史、太守們,原本就是門閥政治的產物。這些人經過一番磨合、博弈,那些最強大的家族,自然而然的成了統領一方的諸侯;而稍弱些的,想要在亂世中保全家族的生命財產安全,也紛紛選邊站、擁立最有發展前途的大家族。

比如咱們熟悉的「罪魁」董卓,當初他進入長安、控制皇室後,也不得不聽取尚書周毖、校尉伍瓊這些達官的意見,任用韓馥、劉岱、孔胄、張咨、張邈等人擔任州郡長官。但沒想到的是,這些人一到轄區就翻臉不認人,坑得舉薦人身首異處;

而對於袁紹,董卓對其「樹恩四世,門世故吏遍於天下」的家族勢力極為忌憚,不得已將其封為渤海太守。而袁紹到達冀州後,憑借自家的金字招牌、實打實的人脈資源,振臂一呼、響者雲集,沒費多大力氣就成了最大的諸侯。

劉表依靠蔡氏、;孫堅起兵,依靠的是「收合士大夫」,重用周瑜、張昭、陸氏等家族;曹操的麾下更不得了,荀彧、楊彪、陳群,分別代表了穎川荀氏、弘農楊氏、穎川陳氏,這三家加上袁氏,被稱為當時的天下四大家族;而郭嘉、程昱等謀士參謀,也都來自穎川。因此,曹操的勝利,可以視為豪門望族的勝利。

相比較以上大咖們,劉備起初舉步維艱,正是由於缺少世家大族的支持。

那麼,這些豪門選擇諸侯的標準是啥?看誰最有前途。荀彧離開袁紹,是因為「終不能成大事」,扭頭主動投靠當時還處於弱勢的曹操,被對方視為自己的張良,年僅29歲就被任命為司馬。其後,郭嘉、陳群等一眾大神也被荀彧帶進曹營,為曹操成長為頭號梟雄立下了汗馬功勞。

因此,無論荊州還是江東的士族,他們支持誰,基本只有一個標準:對家族是否最有利。而面對善於納降的曹操,投降,無疑是他們實現家族利益最大化的不二選擇。

面對善於納降的曹操,「投降」是一門穩賺不賠的生意

正史中的曹操,除了善於唯才是舉外,還特別精通納降。

他擊敗呂布後,除了旗幟鮮明的陳宮、高順外,張遼等一眾將領以及以及臧霸、孫觀都被收歸麾下;

張繡與曹操有殺子之仇,但他倆一個敢投降、一個敢接受投降,其後竟相安無事,甚至還結成了親家;

野心勃勃的劉備前來投靠,曹操視其為英雄,先後表他為豫州牧、左將軍,並且出錢出人幫其壯大;甚至在劉備逃跑後,對落在自己手中的悍將關羽,曹操也是盡力嘗試收為己用;

而鼓勵劉琮投降的荊州士人們,也被曹操大度的投桃報李:

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候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勳;嵩,大;羲,侍中;先,尚書令;多至大官。

嵩即韓嵩,官渡之戰時他勸劉表支持曹操,差點被殺;羲即鄧羲,也曾勸劉表不要跟袁紹結交;先是劉表的別駕劉先,當初和韓嵩一起建議劉表站隊曹操。

則更加榮耀,曹操曾喜滋滋的給荀彧寫信說:「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蒯異度即蒯越)

而對於自己手下的投降派,曹操也很大度。在官渡之戰後,他將手下人寫給袁紹的投降書悉數燒燬:「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

自己手下迫於形勢意圖投靠他人,曹操予以理解;對於投奔自己的其他勢力,曹操大方的給予殊榮,其他人看在眼裡,怎會不群起而效之?

因此,當曹操大兵壓境之際,孫權手下幾乎全部人都勸自己的主公投降,正如魯肅所言:

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

可以這樣假設:曹操拿下江東,還是得依靠本地大家族治理;而除了孫權以及他的某些鐵桿支持者外,其他現有體系內的官員,不僅能保住原有的利益,甚至還極有可能更進一步。也許,當時的東吳群臣就差拿刀子逼孫權了。

而在赤壁之戰後,分割天下的希望之火再度被點燃,那些新舊家族,再次投入到轟轟烈烈的「站隊」偉業中。

這其實反映了一個時代趨勢:在察舉、征辟制下,選舉制度逐漸向世家大族固化;而到了東漢末期,由於逐漸惡化的政治博弈與戰亂侵擾,家族利益逐漸凌駕於封建政權利益至上;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在現實的衝擊下,演化縮小為「齊家」這個更加務實小目標。隨著曹丕時代九品中正制的確立,這一趨勢更是進一步強化。其後的司馬氏順利代魏,西晉士大夫盛行清談、無人干實事,東晉「王與馬、共天下」、無人真心北伐,都是這一趨勢無節制發展帶來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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