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戰前，為啥荊州和東吳的大臣們都想投降你知道嗎?不知道沒關係，三國網小編告訴你。
公元208年7月，統一了北方大部的曹操南擊荊州。雙方還未正式交手時，曾經單騎定荊楚的劉表火線離世，為次子劉琮留下了沃野千里、帶甲數十萬、極盡地形之利的顯赫家業。然而在一眾大臣的勸說下，這位富二代壓根沒做任何抵抗，就利索對曹操繳械投降了。
而接下來，當曹操揮師東進時，孫權也面臨著同樣的情況：江東眾臣認為「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生怕自己主公投降得太慢了。
乍一看「投降」這倆字，大部分人內心估計會馬上湧現諸如「毫無氣節、品德卑劣」等負面字眼;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些投降派的理由很充分，如果我們跳出《三國演義》中「貶曹」的立場來看，這些沒骨氣的行為，其實非常合理、合法，甚至可謂是利益最大化的首選。(以下依據正史)
道義、實力，是決定投降與否的唯二因素
首先，我們結合越、傅巽等人勸說劉琮的言辭，探一探這些「投降派」的心路：
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御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御曹公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
這段話包含了兩個關鍵詞：
其一，逆順，即道義。
我們要搞清楚一個概念：當時的漢王朝並沒有滅亡，漢獻帝劉協，就代表著漢室。
曹操VS劉表，不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而是大漢政權的內鬥。而我們的曹丞相，是名正言順的漢室擁立者，他麾下所有文武，也都是漢朝廷冊立的官員。他們此次南征，也是正兒八經的得到了漢獻帝劉協的准許;大軍的旗號也是「漢」，而不是演義中的「曹」。
而劉琮之父劉表在世時，從身份上看，是漢室宗親;從職務而言，是朝廷白紙黑字委任的荊州刺史。但他的表現怎麼樣?在皇室面臨危難時，視若無睹;漢獻帝劉協被曹操迎立後，他更是兩面三刀，多方下注。
因此，演義中聲稱曹操是漢賊，但從法理上來講，不歸順漢獻帝劉協的那些諸侯才是真正的賊。而劉表死後，幼子劉琮未經朝廷准許，直接自立為荊州之主，這更無異於赤裸裸的叛逆行為。
所以傅巽等人用了「以人臣而拒人主」這一概念，等於承認了荊州劉氏政權的非法性。因此，他們鼓動荊州投降曹操，實際上是歸附朝廷。畢竟從本質上來看，荊州士人都是漢朝子民。
那麼，為啥當初官渡之戰時，已經挾天子的曹操，仍面臨著被人背叛的危機?因為有個更加關鍵的考量因素：實力。
其二，強弱，即實力。
起初，劉琮也想像他的父親那樣，「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其實就是想當個割據政權，自己做土皇帝。
不過群臣立馬迎頭給他潑了幾盆冷水：時代已經變了，如今的天下，已經不是劉景升時代的天下。曹操已基本統一北方，中原的人口、人才、耕地、物資......哪一樣不是數倍於荊楚?「以新造之楚而御國家」，妄想以楚地對抗中原，無異於以卵擊石;靠劉備抵抗曹操?他要真有這能耐，怎麼可能淪落到投奔荊州?
總而言之仨字：打不過。
想必當時劉琮的內心是拔涼拔涼的：一不佔理，二沒能力，三沒人心，再硬抗不就等於自取其辱?所以他利索的繳械投降。
而接下來的孫權，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首先，道義不佔優勢：
曹公......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
在小說中，曹操雖給人一副蠻不講理、欺辱漢室的印象，但在實際上，當初漢獻帝劉協流落洛陽廢墟之際，各路諸侯視之若燙手山芋、避之唯恐不及，只有當時尚弱小的曹操前去迎接，讓失序已久的「宗室社稷制度始立」。如果沒有曹操，估計漢王朝當時就要改名換姓了。
曹操接下來的舉動，正如同江東群臣所言，總是打著漢朝廷的名義，所作所為都處於規則之內，起碼在表面上讓人抓不住把柄，幾乎是一位兢兢業業為漢王室翦除叛亂的「周公、霍光」。
而其他諸侯攻擊曹操的理由則很無厘頭：曹雖明漢相，其實漢賊。這既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嫌，也有莫須有的意味。如果說替漢朝廷辦事的曹操是賊，那孫權、劉備這些實際上已經佔山為王、畫地自守的好漢們，該怎麼稱呼?這是赤裸裸的以一百步笑五十步。
其次，雙方實力的差距太大了。曹操取得荊州後，面對孫權時已具備了巨大的戰略優勢：地形上，扼守長江上游，東吳面對中原的天塹已不復存在。
軍事方面，劉表苦心經營多年的荊州水軍，曾經讓孫權家族頭疼不已;如今卻已悉數歸附曹操，再輔以向來強大的中原步騎，雙方紙面上的實力差距已經大到讓人難以直視。
所以他們幾乎一致認為：愚謂大計不如迎之。
總而言之，從客觀上而言，實力才是決定荊州、江東眾臣們態度的首要因素;而正統與否、順逆態勢，只是他們用來幫助自己下台階的梯子。
但這裡有一個問題：這些官員們為啥如此理智?血性的周瑜、魯肅為啥成了少數派?
因為嚴格而言，這些人本身就是投機者。
呼風喚雨的諸侯們，實際上是門閥政治的代言人
東漢末年的亂局，其實是世家大族們的博弈;而那些「諸侯」，更像是不同勢力的代言人;代言人可以換，但主體不會變。荊州、江東士族不約而同的主張投降，實際上是順應局面、及時變換代言人而已。
我們都知道，兩漢時期的選官制度，主要由察舉、徵召組成。前者是自下而上的推選人才、後者是皇帝本人由上而下選用人員。而起初人才的推薦/選取標準，是才能、品德，即儒家所講的德才兼備。
顯然，這兩個指標都難以量化，免不了會受人為因素左右。在政治清明時期，依靠帝王權術的掌控、考核制度的鞭策，尚且能維持這一體系的正常運轉;而到了東漢後期，面對上層建築的失序、現實利益的衝突，上述制度逐淪為裙帶關係的溫床;有權有勢，就能左右官員選拔，最終，門第高下，已成為人員任用的真實標準，甚至逐步形成了諸如「四世三公」的袁氏這樣的公卿世家。
出於對話語權的爭奪，恆、靈二帝在位期間，連續發生了好幾起「黨錮之禍」事件，士族與皇室愈發貌合神離。隨著黃巾起義的爆發，地方豪族靠著強大的人力、財力、影響力，紛紛組織自己的武裝;而那些州牧、刺史、太守們，原本就是門閥政治的產物。這些人經過一番磨合、博弈，那些最強大的家族，自然而然的成了統領一方的諸侯;而稍弱些的，想要在亂世中保全家族的生命財產安全，也紛紛選邊站、擁立最有發展前途的大家族。
比如咱們熟悉的「罪魁」董卓，當初他進入長安、控制皇室後，也不得不聽取尚書周毖、校尉伍瓊這些達官的意見，任用韓馥、劉岱、孔胄、張咨、張邈等人擔任州郡長官。但沒想到的是，這些人一到轄區就翻臉不認人，坑得舉薦人身首異處;
而對於袁紹，董卓對其「樹恩四世，門世故吏遍於天下」的家族勢力極為忌憚，不得已將其封為渤海太守。而袁紹到達冀州後，憑借自家的金字招牌、實打實的人脈資源，振臂一呼、響者雲集，沒費多大力氣就成了最大的諸侯。
劉表依靠蔡氏、;孫堅起兵，依靠的是「收合士大夫」，重用周瑜、張昭、陸氏等家族;曹操的麾下更不得了，荀彧、楊彪、陳群，分別代表了穎川荀氏、弘農楊氏、穎川陳氏，這三家加上袁氏，被稱為當時的天下四大家族;而郭嘉、程昱等謀士參謀，也都來自穎川。因此，曹操的勝利，可以視為豪門望族的勝利。
相比較以上大咖們，劉備起初舉步維艱，正是由於缺少世家大族的支持。
那麼，這些豪門選擇諸侯的標準是啥?看誰最有前途。荀彧離開袁紹，是因為「終不能成大事」，扭頭主動投靠當時還處於弱勢的曹操，被對方視為自己的張良，年僅29歲就被任命為司馬。其後，郭嘉、陳群等一眾大神也被荀彧帶進曹營，為曹操成長為頭號梟雄立下了汗馬功勞。
因此，無論荊州還是江東的士族，他們支持誰，基本只有一個標準：對家族是否最有利。而面對善於納降的曹操，投降，無疑是他們實現家族利益最大化的不二選擇。
面對善於納降的曹操，「投降」是一門穩賺不賠的生意
正史中的曹操，除了善於唯才是舉外，還特別精通納降。
他擊敗呂布後，除了旗幟鮮明的陳宮、高順外，張遼等一眾將領以及以及臧霸、孫觀都被收歸麾下;
張繡與曹操有殺子之仇，但他倆一個敢投降、一個敢接受投降，其後竟相安無事，甚至還結成了親家;
野心勃勃的劉備前來投靠，曹操視其為英雄，先後表他為豫州牧、左將軍，並且出錢出人幫其壯大;甚至在劉備逃跑後，對落在自己手中的悍將關羽，曹操也是盡力嘗試收為己用;
而鼓勵劉琮投降的荊州士人們，也被曹操大度的投桃報李：
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候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勳;嵩，大;羲，侍中;先，尚書令;多至大官。
嵩即韓嵩，官渡之戰時他勸劉表支持曹操，差點被殺;羲即鄧羲，也曾勸劉表不要跟袁紹結交;先是劉表的別駕劉先，當初和韓嵩一起建議劉表站隊曹操。
則更加榮耀，曹操曾喜滋滋的給荀彧寫信說：「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蒯異度即蒯越)
而對於自己手下的投降派，曹操也很大度。在官渡之戰後，他將手下人寫給袁紹的投降書悉數燒燬：「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
自己手下迫於形勢意圖投靠他人，曹操予以理解;對於投奔自己的其他勢力，曹操大方的給予殊榮，其他人看在眼裡，怎會不群起而效之?
因此，當曹操大兵壓境之際，孫權手下幾乎全部人都勸自己的主公投降，正如魯肅所言：
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
可以這樣假設：曹操拿下江東，還是得依靠本地大家族治理;而除了孫權以及他的某些鐵桿支持者外，其他現有體系內的官員，不僅能保住原有的利益，甚至還極有可能更進一步。也許，當時的東吳群臣就差拿刀子逼孫權了。
而在赤壁之戰後，分割天下的希望之火再度被點燃，那些新舊家族，再次投入到轟轟烈烈的「站隊」偉業中。
這其實反映了一個時代趨勢：在察舉、征辟制下，選舉制度逐漸向世家大族固化;而到了東漢末期，由於逐漸惡化的政治博弈與戰亂侵擾，家族利益逐漸凌駕於封建政權利益至上;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在現實的衝擊下，演化縮小為「齊家」這個更加務實小目標。隨著曹丕時代九品中正制的確立，這一趨勢更是進一步強化。其後的司馬氏順利代魏，西晉士大夫盛行清談、無人干實事，東晉「王與馬、共天下」、無人真心北伐，都是這一趨勢無節制發展帶來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