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2年，被曹操譽為有「巍巍之勳」的荀彧離世。荀彧自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背棄袁紹而投奔曹操，二十年間為曹操統一天下不遺餘力，其兄弟子侄皆仕曹氏，又與曹操結為兒女親家，可以說是曹操的核心成員，且深知曹操之為人，又何以在曹操即將走上人生頂峰、躊躇滿志之時堅決反對，從而自陷於死地呢?
袁曄《獻帝春秋》記載了荀彧死訊在吳、蜀的流傳。茲引於下：「(荀)彧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荀)彧殺伏後，彧不從，故自殺。(孫)權以露佈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
據《三國誌·陸瑁傳》，袁迪與孫吳丞相陸遜之弟陸瑁相游處。故可推知，袁曄所載荀彧死訊流傳吳、蜀之事並非杜撰。《獻帝春秋》一書亦見於《隋書·經籍志二》，與信史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等同列。從上引可知，壽春逃亡者誤傳了荀彧死因，可見其並非曹方高層。但非高層者關注荀彧、並將荀彧之死當作忠於漢室，可見荀彧在曹操統治區具有一種忠於漢室的形象。誤傳的消息無疑為孫權方所接受，才會繼而「露佈於蜀」。劉備之語亦表明他認可荀彧對漢室的忠心。壽春逃亡者、孫權、劉備分別代表了割據的三方。荀彧雖為曹操謀主，其忠心漢室的形象卻得到三方的一致認同，並被認為這是荀彧之死的原因。
據《後漢書·荀彧傳》載：「帝哀惜之，祖日為之廢讜樂，謚曰敬侯」。祖日為祭祖神之日，應有識樂，然而漢獻帝劉協因荀彧之死而在最具神聖性的祭祀儀式上「廢譙樂」，足見其對荀彧「哀惜」之情。而且無論是《三國誌》還是《後漢書>，均在荀彧死後表述 「明年，(曹)操遂為魏公雲」，意在凸現荀彧給曹操晉爵魏公所帶來的阻力。只有荀彧死去，曹操才能如願晉爵魏公。
《三國誌·荀彧傳》裴注中記載了所謂「世論」：「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世之論者」對荀彧之死持以「譏」的態度，認為荀彧一生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為魏傾漢，其晚年改節忠漢，蓋出於愧疚之心。
杜牧《題荀文若傳後》云：「荀文若為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之楚、漢成皋。……及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為忠乎?」杜牧對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態度，他認為「邀名」是荀彧立晚節的動機。司馬光反駁此說不合人情：「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明清之際，王夫之從「天良未泯」的角度來解釋荀彧阻止曹操加九錫、晉爵魏公的行為。他說：「夫九錫之議興，而劉氏之宗社已淪。當斯時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盡者，未有不側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彧之失，在委身於操而多為之謀耳。」孫明君認為荀彧死於理性與感性的分裂：從現實出發，認識到漢不可為，於是擁護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與舊王朝藕斷絲連，所以荀彧死於困惑與矛盾。此論從個人心態出發，對荀彧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較古人責以君臣之義。
以上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對亂世時不得已的選擇，而且無論是對「蒼生」還是對「漢室」，均為一種相對有利的選擇。
據《三國誌·何夔傳》記載，「太祖(曹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何)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豪雄控制著生殺予奪的大權，隨時能以一己之意誅殺士人。如名士崔琰受冤被罰為徒隸，曹操使人視之，崔琰「辭色不撓」，曹操就下令說：「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虯鬚直視，若有所瞋。」借口崔琰心懷怨恨而處死了他。此事使毛蚧「內不悅」，曹操大怒，又把毛蚧收入獄中。後來陳群在與崔林論冀州人士時，以「智不存身」來貶低崔琰，崔林辯解說「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崔林的辯辭透露出對自身命運無從把握的無奈。
在這樣的情況下，因為荀彧的阻止使得曹操晉爵魏公、加九錫之事「遂寢」，而曹操「由是心不能平」，那麼荀彧之死便是必定的了。
范曄、裴松之從道德的立場出發對荀彧之死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然而從事功的角度來看，正如裴松之所言，士大夫的匡復之志確實還處於「任重道遠 」的階段。荀彧之死象徵著士大夫階層未能實現匡復之志，他們恢復漢朝的政治活動宣告失敗。荀彧的一生都在踐行著匡復漢室的政治理想，這個理想也是漢末士大夫共同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