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掌管刑獄的官員為了政績，追求所謂的結案率，往往會不惜手段，獲得所謂的口供，因此，這屈打成招的事情也就經常發生。現代司法制度區別於封建法律，主要的在於，審理上不得刑訊逼供，而在判決上則是疑罪從無。其實，這種重事實重證據的做法在古代也有，三國時期就有這樣一個人，對於一件難以確定疑犯的案件，決定放下不管，從而避免了錯案的發生。由於當時還沒有疑罪從無這樣的法律概念，只能說這種做法是一種較為原始的法律實踐吧!三國網小編為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這個大臣就是司馬芝。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郡溫縣人。少年時是個書生，到荊州躲避戰亂。曹操平定荊州後，讓司馬芝擔任營縣縣長。在此任上，縣內的豪強大族私蓄門客，拒服兵役，司馬芝在上報上級後，就讓他的主子代替服兵役，被人稱之為「以郡主簿當兵」。後來司馬芝升任文平縣令，同樣因不畏豪強，嚴格執法而著名。
司馬芝後來升任大理正。有人偷盜了官府的絲絹藏在城中的廁所裡面，官吏懷疑是一名女工干的，把她逮捕關了起來。司馬芝覺得：現在贓物先已獲得而後審訊取口供，如果犯人經不住拷打，有可能導致無辜者自認犯罪，這種情況下得到的口供是不能用來判決案件的。於是認為，法律簡明而易於遵守，是聖明君主的教化原則。不放過有罪的人，是政治狀況中等的世道所採用的治理方法，現在饒恕被懷疑的人，以便建立簡明而易遵守的(聖明君主的教化的)原則。
司馬芝府中的門下循行曾經懷疑門干偷盜自己的頭簪，門幹不承認，有關官員將他拘捕下獄。司馬芝說：「凡是事物互相類似而難於分別者，如果不是離婁那樣的人很少有不迷惑的。就這件事的實際情況而言，循行怎麼忍心為了一支簪子，就輕易傷害您的同僚呢!還是壓下這事別再追究了。」
這就是兩件「疑罪從無」的法律實踐案件。前一件重點在於盡量避免刑訊逼供，而後一件則強調的是「疑罪從無」。循行和門干都是職務名稱，在他們之間發生的失盜事件，可能性多種多樣，的確是難以分辨，還是這樣模糊處理比較好，尤其是這種事情算不上是多麼重大的案情。
但是，對於一些「大案要案」，司馬芝卻是要「從重從快」，有些還要來一個「先斬後奏」。
魏明帝時期，樂城侯、位特進，驃騎將軍曹洪有一個名叫當的奶媽，與臨汾公主的侍女共同祭祀無澗神被拘捕入獄。卞太后派遣宦官到司馬芝府中傳令要他放人，司馬芝不向上報告，自行命令洛陽縣監獄的官員將犯人審訊處決，然後才上疏報告皇帝。司馬芝在上中說：各種判處死罪的案件，本來都應當先上報等待批復後再行刑。但此事臣下不敢上報，是因為害怕有人向陛下求情，陛下不得已，只好下詔指示暫緩處決人犯，造成非常不利的後果。並說這是為臣的罪過，由於擅自施行死刑，我靜候陛下的誅殺懲罰。魏明帝明白了司馬芝的用意，不但沒有追究，還說以後宮中再有人派宦官前去幹這樣的事，還應該照此辦理。
司馬芝任大理正十一年，多次對法律條文中不便使用的內容提出意見。但由於堅持原則行事，也因此獲罪被免職，當然肯定是以別的理由。
司馬芝後來死在大司農官任上。值得一提的是，司馬芝的兒子司馬岐也是處理案件的高手。由於他在縣令任上處理積案為皇帝賞識，被越級提拔為廷尉。
離婁是遠古黃帝時期的人，據說他的眼睛特別明亮，能洞察秋毫，意為對事情看得特別明白。實際上，對於像丟失頭簪這樣的案件，有幾人能夠像離婁一樣明察秋毫?司馬芝說自己不是離婁一樣的人，以原始的方式實踐了「疑罪從無」，反而更說明了他是一個明白人。只可惜，由於制度的制約和時代的局限性，這樣的法律實踐只能是局限在個別人和個別案件上，還無從上升到理論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