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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長統(字公理)出生於公元180年，是山陽郡高平(今山東鄒城)人。東漢末年的哲學家、政論家，東漢政論散文三大家(王充、王符和仲長統)之一。
一、名聲在外，不被曹操賞識，隨之潛心著述。
仲長統自幼聰慧、善思、好學。博覽群書、勤學苦讀，使得仲長統的知識越來越豐富，文章寫得越來越好，名聲也越來越大。
成年後的仲長統，既表現得才華過人，又彰顯著性格上的豪爽灑脫、不拘小節，被時人稱之為「狂生」。
當時，一些州郡想聘他為官，但仲長統都以健康原因為借口而拒絕了。後來，時任尚書令的荀彧聽說了仲長統的大名，就舉薦他為朝廷的尚書郎。
之後，仲長統雖參與了曹操的一些軍事活動，但沒能得到曹操的格外賞識，只好本職於「尚書郎」，學習研究，著書立說。
二、「人事為本，天道為末」的唯物史觀的提出及其內涵。
仲長統注重分析研究既往的經驗教訓和時下的現實生活;強調「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注重「人事」的作用，否定「天命」、「上帝」對社會發展變化的統攝作用。
仲長統在其所著述的《昌言》(共計三十四篇，十多萬字)中，提出的「人事為本，天道為末」的唯物觀點，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那麼，仲長統這一觀點的內涵是什麼呢?
1、社會生活順「天」，在「人」為。
仲長統認為，「天」就是自然。上天本身沒有人們所說的什麼意志和目的。「天」的運行活動是客觀存在的，它不會根據人的指令、要求作出這樣或那樣的改變。
為此，人們的社會生活就應該順應「天時」。如種植莊稼，只要按照時令及時播種，過程中勤於管護、照料，自然就會有好的收成。收成的好壞與「天命」無關，關鍵在於耕作者的付出情況，看你是否充分發揮了自我的主觀能動性。
同時，他反對將自然界中的一些客觀存在的、明白與否的現象，與人世間同樣客觀存在的所謂「吉凶禍福」牽強地聯繫在一起。
2、政權更替由「人」，不由「天」。
封建宿命論思想，尤其是「宗教神學」宣稱，一個王朝的興衰是由「天命」決定的。但是，仲長統卻與時人「背道而馳」，旗幟鮮明地反對這一觀點。為此，有人說，這在兩漢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卓見」。
政權的更迭、得失，取決於人為因素。一些人，通過努力，奪取了天下，成就了霸業，是由「人事」所致。反之，一個王朝從盛世轉向衰落，乃至於毀業亡國，也是由「人事」所為。
與此同時，仲長統批判了「神學主義」者。他認為「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群書治要》)。
對於影響政權存在的社會危機的出現，他認為：
「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騁其邪欲，君臣宣淫，……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怨毒無聊，禍亂並起，……，土崩瓦解，一朝而去」。
也就說，統治者的驕奢淫逸、腐化墮落，以及他們對人民的橫徵暴斂、殘酷壓搾，招致了人民的反抗，導致了政權的瓦解，進而喪失。
3、措施抉擇靠「人」，不靠「天」。
治國理政，發展建設，應該制定什麼樣的政策方針、採取什麼樣的方式方法，只要切實考察瞭解了現實的情況，並予以認真分析研究，然後就可以得到如何「損益」的答案。正確對待眼前及以後的客觀形勢，當損則損，該益則益，以暫時的陣痛換取長久的穩定和發展，而不應該幻想著通過求「天」問「神」可以解決問題。
為此，仲長統主張，一切治理社會的措施政策、法律法規，凡是對當下、對現實生活能夠正確引導、有著積極作用的，就說明它有存在的價值、意義，必須堅持;否則，就應當斷然放棄或堅決抵制。
對以前有著實際效用，但是現今已經不能發揮作用的，就必須改變。如果改變後，還不如從前，就應當予以恢復、還原既往。
這種以「實用性」抉擇方針政策的觀點，對於破除「神學迷信」思想、確立客觀認知社會的觀點，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結語：
仲長統否決「宗教神學」和「天命主宰」，主張「人事為本」的唯物思想觀點是有著重大歷史意義的，受到了後人的高度評價。
清代的文獻學家、藏書家嚴可均這樣評價仲長統：
「然其闓陳善道，指荷時弊，剴切之忱，踔厲震盪之氣，有不容摩滅者。繆熙伯方之董(仲舒)、賈(誼)、劉(向)、楊(雄)，非過譽也」。(《全後漢文》卷八十八》)。
但是，仲長統的正確主張，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社會環境裡是難以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