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為何一直被世人被誤解?一代梟雄的壯闊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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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為何一直被世人被誤解?一代梟雄的壯闊一生

上世紀50年代末,學術界、理論界曾對曹操進行過一次密集型討論,曹操成為一時的話題人物。2009年年底,時隔半個多世紀,一座坐落在河南安陽安豐的大墓被發現,有聲音說,墓主人是曹操,這墓就是高陵,曹操又一下子成了時代的話題人物。在這真偽之辨仍將繼續,出土材料還有待於做進一步科學分析的時候,我們怎樣認識這位已經逝去了一千多年的歷史人物呢?恐怕還得要從傳世文獻中有關曹操的材料與記載入手,力求認識一個盡可能真實的曹操。這就涉及到怎樣來閱讀這些史料、史書的問題,也即如何求真的問題。

目前最早、較為全面記載曹操的史書,是西晉人陳壽所編撰的《三國誌》。從史書編撰體例上講,《三國誌》是一本紀傳體斷代史,體例決定了《三國誌》是以人物為中心來敘述歷史。但是,史書的敘述有它的局限性,不可能纖細入毫地去反映傳主的生平。就拿曹操來說,《三國誌·武帝紀》是曹操的本紀,整篇文字按時間線索一路走下來,最後以陳壽的評語作結。除了對少年曹操有過色彩化的描述——「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外,其他基本上都是事連著事,眾多的人物、地點紛至沓來,流水賬般地翻篇而過了。從現代傳播學的角度看,這樣的敘述沒有主題,缺少細節,傳主形象太過虛化,使得處於陌生時空中的後代讀者要想瞭解一個血肉豐滿的曹操,基本上很困難。

然而,從史書編撰的角度看,紀傳體史書中的「紀」,作為帝王級人物的專屬版面,負有雙重任務。一重任務,要反映傳主的事跡;第二重任務,要建立時代坐標。在編撰手法上走簡約的路,應是不二之選。否則,要在時代大背景下展現曹操風采,記錄下曹操的方方面面,豈是幾萬言可以實現的?

史料缺乏易使後世評價「孤證可立」

到了後來,《三國誌》中簡約化的曹操逐漸被色彩化,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在於有了新材料。陳壽《三國誌》本文傳世大約百餘年後,出現了南朝宋人裴松之的《三國誌注》(以下簡稱裴注)。依照裴松之自己的話說,他的目的是為了彌補陳壽記史簡略的缺憾。從記載上看,裴松之為《三國誌》做注,是受詔完成的一項政治任務。這就意味著,在那時,官方要從《三國誌》中獲取治世的經驗和教訓,已經感到不怎麼方便了。而裴松之完成任務後,上呈御覽,當時的皇帝給予了讚許,認為裴注可以「不朽」。「不朽」當是很高的評價,這是對裴松之復原歷史形態的認可。也就是從裴注誕生之日起,它已經與陳壽的本文珠聯璧合,離開了裴注,《三國誌》的魅力是要打折扣的。

通過裴松之的工作,出現在後世讀者眼前的曹操,形象豐滿起來,從單一的《三國誌·武帝紀》中的簡約化的曹操,一下子擴大到裴注所引述的眾多材料中的曹操。這些被裴松之引用的材料,除去專作訓詁的以外,用來補充史實的大致在30種左右。而這30種左右的材料,多的是史書,少的是史料。我們知道,史料是編修史書的基礎,是史實的源頭。在史料匱乏的條件下,判別史書敘事的真偽,極可能陷入到孤證難立的境地。依賴裴注流傳下來的眾多史書,無論是漢魏人作為當代人撰寫的當代史,還是兩晉人編撰的前朝史,相比陳壽《三國誌》而言,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多情節化的敘事。這也構成了後世在描述曹操時出現言不盡意情況的源頭。

有情節的敘事可以營造歷史的情境,但是人物一旦進入情節,就不可避免地被色彩化、感情化。以曹操殺呂伯奢家人來說,這一節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可是,《三國誌·武帝紀》未載此事。陳壽編撰《三國誌》所依據的王沈《魏書》,則講殺人動機是因呂伯奢之子和賓客起了歹意,要搶曹操財物,曹操屬於正當防衛;西晉人郭頒在《世語》中則認為曹操疑神疑鬼而殺人;到了東晉,孫盛則讓曹操開口說話了,「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後世對此事的判別,一是殺人成立;二是王沈是魏臣,要為老主遮醜,且王沈《魏書》就是為時諱的書,價值不大。其實,這種判別依然是存有問題的。疑神疑鬼是想當然爾,負人負我之話是否有據可查?無人追尋。難道距離歷史現場越遠,真實就會再現?——簡單化地對待材料,孤證可立的傾向,正是後世讀者受色彩化影響的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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