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三國張遼威震逍遙津的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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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三國張遼威震逍遙津的歷史真相

合肥,北通淮河,南達長江,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齒」之稱,漢代時其就已是江淮水路的樞紐、南北貨物的集散中心。時至三國,特別是赤壁之戰後,隨著主要戰場南移,合肥的戰略地位得到了進一步地提升,成為了曹操集團的軍事屏藩、東方的戰略據點,曹操四次親…合肥,北通淮河,南達長江,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齒」之稱,漢代時其就已是江淮水路的樞紐、南北貨物的集散中心。時至三國,特別是赤壁之戰後,隨著主要戰場南移,合肥的戰略地位得到了進一步地提升,成為了曹操集團的軍事屏藩、東方的戰略據點,曹操四次親自征伐孫權,均是由合肥越巢湖進兵的。肥水發源於合肥西北將軍嶺,西北流入淮河;施水也發源於合肥西北,向南流經將軍嶺東,折向東南,經合肥城,至施口入巢湖,夏日暴雨時河水暴溢,肥水施水合為一體,故稱合肥。正因為如此,合肥之地可謂是攻守兼備的要塞。該地地處淮南重地,既利屯田戍邊,又扼孫吳北取徐揚之路,是孫吳北上爭奪中原的必爭之地;同時,其又南控巢湖,巢湖東端有條濡須水(今運漕河),自巢縣東南行,流至蕪湖北方入長江,遙望建業,能夠對東吳構成威脅。為了遏制曹軍的南下勢頭,孫權在濡須水險處夾水立塢,作為東吳的北門鎖鑰,以防曹軍水師南下入江,這就是東吳江北要塞濡須口的由來。

在劉備得到益州後,孫權還不敢公然與劉備決裂,就派人去討還南郡,南郡是荊南四郡與巴蜀諸郡相互聯繫的唯一通道,戰略意義不言而喻,劉備那肯歸還,雙方關係陡然緊張起來。劉備軍主力一度進至公安,孫權也親往荊州督陣,雙方劍拔弩張,大戰一觸即發。曹操見南方兩強產生了裂隙,決定暫時不加干涉,並藉機進攻漢中的張魯勢力。建安二十年(215年),曹軍平定了漢中全境,對益州構成了巨大威脅。劉備懼怕曹操勢力進入益州,遂與孫權進行和談,約定長沙、江夏、桂陽三郡歸孫權,南郡、零凌、武陵三郡屬劉備。孫、劉聯盟再次形成,作為回報,孫權親自率十萬大軍圍攻合肥,策應劉備,以減輕蜀中壓力,同時為自己爭取日後進軍中原的基地,「合肥之戰」就此打響。

建安二十年(215年)冬,東吳孫權率領十萬大軍進圍合肥,合肥當時僅有七千守軍。張遼等守將正在商議禦敵之策,突然想起了曹操往征張魯時讓護軍薛悌帶來的一封書信,於是共同拆信視曹操所教,信中言道:「若孫權軍來到,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不得與戰。」諸將皆為此感到疑惑。此時張遼便說:「曹公遠征在外,待其救兵來時,敵軍必定已攻破我們了。所以曹公教我等眾將,待敵軍未合便逆(迎)而擊之,摧折敵軍鋒銳,以安眾人之心,然後方可堅守。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須疑惑?」李典素與張遼不和,但此時聽到張遼這番推心置腹的話語,也頗為感動:「此為國家大事,就看你的計謀定得如何而已,我豈能因私下的恩怨而忽略公事呢?」

於是,張遼在夜間募集敢於逆擊敵銳之士,共得八百人,遂開剝牛支讓將士飽食,準備明日大戰。天尚未亮,張遼被甲持戟,獨自先登直陷敵陣,立殺數十人,斬其二將,並於陣中大呼己名,然後突擊衝入重壘,直至孫權麾旗之下。孫權見狀大驚,其眾手足無措,不知所為,只得走登於高丘之上,僅以長戟自守而已。張遼見敵軍退避,便叱喝孫權,邀其下來對戰,孫權心中恐懼而不敢動。後來,吳軍發現張遼所領之兵原來甚少,便忽然聚眾軍數重圍困張遼。張遼於吳陣左右突圍,直前急擊,其圍不禁衝撞而開,張遼將領麾下數十人得以脫出。但陣中尚有餘眾未出,皆號呼張遼道:「將軍捨棄我們了嗎!」張遼復又還入重圍,救出被困餘眾。孫權人馬皆望風披靡,無人敢抵擋張遼。朝辰戰至日中,吳軍銳氣為張遼所奪,曹軍此時還城修業進行守備,眾心方才安然下來,諸將對張遼所為均表歎服。孫權圍攻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只得還軍退師。張遼率諸軍乘勢追擊,差點可以再有擒獲孫權的機會。曹操得知,張遼、樂進、李典這次以七千人大敗孫吳十萬軍,曹操大為歎賞,封張遼為征東將軍。李典增加采邑三百戶。樂進並前功增邑五百,共一千兩百戶,分出五百戶封一個兒子為侯爵,樂進升至右將軍。這就是《三國演義》,「張遼威震逍遙津」一回的故事原型。

逍遙津一戰,張遼將軍大義凜然的雄姿著實讓人感動,飛刀兒時初讀三國,就為張將軍的氣概所折服,一個毫無背景,僅靠著一身武藝和滿腔熱血打天下的人,難道不值得我們尊重和佩服嗎?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一個與傳統故事中截然不同的曹操,他知人善任、賞罰分明,不愧為一代英傑。晉代史學家孫盛在評價這一戰役時,對曹操的用人水平也給與了很高的評價:「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掎角之勢,群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墯;以致命之兵,擊貪墯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可見,「曹操用人、唯才是舉」的諺語決不僅是個笑談呀!

孫權在赤壁後數次率領大軍,從濡須口北上猛攻合肥,就是希望將前線向前推進,以合肥為北屏障,以巢湖為水軍根據地,傚法春秋時期吳國圖霸中原時的策略,借助水軍優勢北入淮河,將自身範圍從長江流域北上擴展到淮河流域,做進一步北上的基礎,進而圖霸中原。相反,若從荊州北上,雖說可直抵宛洛,威脅曹操集團的統治中心,但這些地區更適宜步騎作戰,即便能夠僥倖獲勝,也不利於東吳兵將日後的防守。因此,對於孫吳集團來說,合肥的戰略地位較荊州更為重要。

事實上,軍事上的勝利並不是僅僅以斬殺對手的多少來評判的,是否能夠達成自身預定的軍事戰略意圖才是最終的評判標準。譬如,西漢時期的漠北之戰,河南、漠南之戰後,匈奴單于雖率部遠徙漠北,仍不斷攻掠漢朝北部邊郡,企圖誘漢軍越過大漠,以逸待勞,擊滅漢軍。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漢武帝遣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率五萬騎兵分兩路深入漠北,尋殲匈奴主力。並組織步兵數十萬、馬數萬匹以保障作戰。經過一系列的慘烈交戰,漢軍共殲滅匈奴軍九萬餘人,自身亦損失兵力數萬人,馬十萬餘匹。至此,由於大批有生力量被殲、大批物資喪失,匈奴單于不敢再在大漠北緣立足而向西北方向遠遁,因而出現了「幕南無王廷」的局面,使其一時無力渡漠南下。雖然漢軍同樣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該戰役的戰略意義卻異常深遠,甚至決定了人類歷史的格局。武帝戰勝匈奴,打通了到塔里木盆地及中亞的商路,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歸屬於漢朝。從此,在從中原到中亞的絲綢之路上,西漢的外交使節和商人往來不斷,絲綢之路逐漸成為中西交流的一座橋樑,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集體進步。反觀逍遙津一戰,吳軍的軍事目的是攻佔合肥城,將防禦陣地北移,打開曹操集團南部屏障,使水師北入淮河,聯通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兩大水系,作為日後進圖中原的基礎;而曹軍則是以「防守合肥城,防止吳軍北進」為最終目的,為主力部隊進取漢中爭取時間。顯然曹軍最終達成了預定的目的,而且在達成目的的前提下,付出的代價又大大小於吳軍。同時,在吳軍心理產生威懾,使之對於陸戰喪失了信心。此後,東吳將戰爭重點從合肥地區轉向荊州地區,促使孫、劉聯盟的最終破裂,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孫吳的合肥攻略一直無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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