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劉備征吳兵敗，退守白帝城。次年，即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劉備於白帝城「永安宮」染沉痾不起，急招諸葛亮星夜來白帝，聽受遺命。當時和諸葛亮一起來的還有劉備次子魯王劉永和三子梁王劉理，留太子劉禪守成都。也就是說，劉備臨終，劉禪並不在身邊。清人毛宗剛評點「三國」，於此點評說：「先主在白帝，而劉禪在成都，與曹操在洛陽，而曹丕在鄴郡，臨終之時，父子皆不相見，彷彿相似。」情形相似，然若論彼時心境，則曹、劉大不同也。
由於劉禪不在身邊，劉備手書的「遺詔」便只能由諸葛亮帶回成都，這份「遺詔」，也就是後世所謂劉備「誡子書」，羅貫中《三國演義》所引和《三國誌》「裴松之注」所載文辭略有出入，然大抵不差，不妨照錄：
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年五十，不稱夭壽。今朕年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卿父德薄，不足效也。卿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卿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
這份遺詔不啻是給劉禪的「政治遺囑」。其中最為後人耳熟能詳的是「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兩句。後世皆以「防微杜漸」之意解前句——壞事也要從小事開始防範，否則積少成多，終成「大惡」;以「積寸為尺」之意解後句——「小善」積多了也就成為利天下的「大善」。這樣解讀固然不能說就錯，然卻並未能盡劉備本意。若推原劉備本心，此語實有「不得已而言之」的無奈與悲涼在。劉備本識世知人之主，況於其子哉?深知劉禪之「無用」，無行「大善」之本事，不得已以「小善」勵之;劉禪甚至無行「大惡」所需之魄力，故以「小惡」戒之。其實這也不能算什麼新鮮的解讀。清人毛宗剛即言：「先主教太子之言，已知太子之無用也。何也?劉禪固不能為大善，亦不能為大惡者也。不能為大善，則但勉之以小善而已;不能為大惡，則但戒之以小惡而已。」劉備梟雄之才，卻謂「汝父德薄不足效」，看似謙虛，其實是看透了自己所擅之權謀通變，亦非「無用」之阿斗所能學也。
劉備於白帝托孤時對諸葛亮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後人皆謂此語實是劉備欲結孔明之心，故以語激之，其實亦是深知劉禪之「無用」，否則即使「欲結其心」，又何苦出此既損君臣體面，復傷孤忠之臣感情之語!讀史至此，遙想當年白帝悲風，千載而下，猶讓人不能不興「龍種跳蚤」之歎!
說劉禪之「無用」，自然是就君主所需之識見與權謀而言，若論個人的道德修為，劉禪身上可訾議者並不多。劉禪固「無用」，西蜀宮廷卻也因此而絕少魏、吳那樣的讓人不寒而慄充滿刀光劍影的算計與屠戮，孟德斯鳩說：「那種歷史記錄讀來乏味的國家是幸福的。」從這個角度去看，劉禪也並非一無所取吧，然這已經是另外一篇文章的題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