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代基本上是曠日持久的「內戰」時代，在對外作戰方面，鮮有「傳奇」。
但鮮者，並非無有，只是少見，東漢末期乃至三國近一個世紀，中原之外患並未停息，從北到南均有「夷犯」，令三國部隊不得不騰出空來，對外征戰。其中最著名的戰例有兩起，一是曹操北征烏桓，二是諸葛亮南征孟獲。
後人在評價這兩起「外戰」時，大多「愛憎分明」。對曹操北征烏桓，貶者居多；對諸葛亮南征孟獲，讚譽一片。
當然，一起征戰，均有利弊得失、正反面兩方作用。三國這兩起「外戰」中，諸葛亮南征的「閃光點」名載史冊。那就是以「攻心」為上、「七擒孟獲」的傳奇。
這場外戰史書多有記載，「七擒孟獲」的傳奇大多得到公認。傳奇不是傳說，有一定的史實依據。正面評價，「七擒孟獲」是儒家文化「仁者無敵」的延伸與昇華。這也是最能體現諸葛亮具備「正統漢才」的戰例，諸葛亮的「正統漢才」，吸取了先秦兩漢以來儒家的「德治」與法家的「刑治」思想，治軍偏重於法，理政則偏重於儒，但其核心思想仍為儒家思想。面對周邊甚多少數民族地區，諸葛亮提出了他「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對策，體現了「漢才」的寬仁。這對於收服「南夷」的人心，無疑起到了正面作用。彝族首領孟獲最終對諸葛亮的「漢才」感佩不已，那裡不僅有「智勇」，更有「仁義」。
然而，後人在總結「諸葛亮式的外戰」成功經驗同時，往往忽略了硬幣的另一面：「諸葛亮式外戰」既有長效的正面影響，也有一個長效「副作用」。
這個「副作用」不是「雞蛋裡挑骨頭」，而是「疾在腠裡」，只是不經細觀，不易察覺。
諸葛亮南征，又稱南中平定戰，主要征戰對象是南方彝族叛軍，由於戰爭發生在先帝劉備夷陵大敗、蜀軍元氣大傷之際，所以南征軍力有限，總兵力大約在3萬人。
戰役結束後，蜀軍「不留兵，不運糧」，孟獲「因禍得福」，被正式授予官府要職——御史中丞，諸葛亮不留兵，是想「淨身出戶」地走出南中，但是，他還是留下了「非物質遺產」，這個遺產就是——「因夷而貴」、「因犯而養」的範例。
諸葛亮「夷人治夷」，對拉攏當地人心是有好處的，但震懾力卻大打折扣，尤其是對於犯漢的外族雖然不是一場大戰役，但畢竟派出了3萬軍人，血淋淋的戰爭，變成了「捉放遊戲」,沒人計算這場「遊戲」中川軍死了多少人，但是七場廝殺，連野獸大象都上陣了，不可能是「兵不血刃」的虛擬戰爭。川軍的生命，如此無辜，自己隊伍的人命如此不值錢，就為了陪孟獲玩？夷人不該為此付出代價嗎？恩有了，德發揚光大了，但威何在？
至此，「諸葛亮式外戰」的兩個副作用暴露明顯：一是德有餘，威不足。二是夷敵優待。它發出的是「犯境夷狄，反得優待」的信號，這種模式成為傳統，就會長效作用，把「夷」慣壞。
事實也確實如此。「諸葛亮式外戰」其實是自漢以來，受到儒家洗禮的中國軍隊，確立的對外征戰的一個基調，「懷柔遠人」、「尚德抑武」之經，為對外征戰的漢軍的牙齒裝上了「牙套」，「自律」了大國手腳。
儒家文化「仁、義、禮」，強調大國要對小國施之以禮，不欺壓和威脅小國的生存。因而皇帝往往推崇「懷柔遠人」「尚德抑武」的精神，以道德感化外邦，來表達自己仁慈的胸懷。「統而不治」、「撫而不治」是為常用手段。中國君主推行德化外交，以求得藩國的對宗主國的感化，從而實現大同理想。
但是，這種手段基本上是感化的產物，夷狄不會感激大於恐懼，沒有「治」上的介入，夷狄部落也不會真正與中國融為一體。
可以想見，如果諸葛亮征戰的是北方遊牧部落，無論怎樣感化，是很難「喂飽」對方的。到頭來，得到的，很可能是「東郭先生」的下場。
諸葛亮南征之後，孟獲不再反，不排除是感化的原因，但更不可排除的，是利益的換算，小小部落首領，享受著蜀漢「大國」的「貢奉」，比搶來得還容易，還香甜，優哉游哉，何樂而不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