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歷史一直是廣大歷史愛好者的關注熱點。但相比較而言，人們往往更關注那些叱吒風雲、驚心動魄的大小戰役，貌似三國時代是一個武將主導的年代。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讀。三國時期的歷史滄桑巨變，也催生出了很多名昭青史的優秀文學作品和詩人。
比如三國時期，出現了我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流派：建安文學，又稱「建安風骨」。建安文學吸收了漢樂府民歌之長，情詞並茂，具有慷慨悲涼的藝術風格，真實反映了漢末三國亂世中真實的社會風貌與詩人的感慨情懷，在古代文學史上地位崇高，李白曾經寫詩讚頌「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對其評價極高。
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包括「三曹七子」，三曹是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七子是指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瑒、劉楨七人。建安文學新局面的開創者是傑出的軍事家和詩人曹操。
正是曹操的身體力行、言傳身教，為建安文學的興起與蓬勃發展營造了絕佳的成長環境，使得文學創作在當時士人集群中成為一種流行和時尚「，「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一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使得建安文學的成長具備了豐厚的生活土壤。
不過，三國時代能寫詩作文的不僅只有三曹七子，很多知名人物都有詩作傳世。比如諸葛亮躬耕南陽期間，曾經寫過一首名詩《梁甫吟》，「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裡。裡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這首詩是一首詠史詩，寫的是齊景公用國相晏嬰之謀，以二桃殺三士的故事。齊國有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個勇士，都是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虎將，但卻桀驁不馴。晏子為齊景公獻上「二桃殺三士」的計策，不費吹灰之力讓這三人互相殘殺，同時殞命。
歷來對諸葛亮此詩有不同的解讀。一種看法認為，諸葛亮站在公孫接三人一方，對他們的遭讒遇害表示深切同情，也對他們的武勇和才能極表欽佩。另一種看法則認為，諸葛亮是用了明褒暗貶的手法，隱晦地表達了對使用巧計殺死三勇士的晏子的讚賞之情，渴望自己也能成為那樣的人。
同時代的司馬懿也不甘落後，《晉陽秋》記載了他鮮為人知的一首詩，大氣磅礡，一下子讓諸葛亮的胸襟格局顯得渺小了許多。魏國景初二年(238年)，司馬懿帶領大軍出征遼東，討伐遼東軍閥公孫淵，大獲全勝。
司馬懿在歸途中路過老家，召見本地的地方官吏與家鄉父老、故舊親朋，眾人歡聚一堂，開懷痛飲，氣氛熱烈。席間司馬懿詩興大發，當場即席賦詩一首《宴飲歌》，全文如下：「天地開闢，日月重光，今遭際會，奉辭遐方。將掃逋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詩的大意是說：漢末王室傾頹，群雄割據。如今曹魏集團掃滅群雄，消弭戰亂，重見太平。他司馬懿與曹魏皇帝風雲際會，深得重用，帶領千軍萬馬奉旨掃滅反賊，路過故鄉。他渴望一展自己胸中抱負，為皇帝肅清萬里，一統河山，到那時他再歸隱田園，功成身退，與父老歡會。「待罪舞陽」是自謙之詞，因司馬懿曾受封舞陽侯。
相比較而言，諸葛亮的《梁甫吟》更關注於個人價值的體現與昇華，顯得氣度狹小。而司馬懿則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把實現個人價值與治國平天下結合起來，胸襟氣度明顯高出諸葛亮一籌，一下子讓諸葛亮渺小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