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評價《三國演義》，其中有這麼一句：「欲顯劉備之長厚近似偽」(《中國小說史略》)，這句話本來並不過分，因為《三國演義》的作者就是將劉備作為封建時代的「仁君」形象而加以塑造的，與歷史上的梟雄劉備自然不可混為一談。然而許多讀書不細心的朋友人往往先入為主的以《演義》中的劉備形象代入歷史上的劉備，最後得出諸如劉備「虛偽」、「沽名釣譽」等結論，這就混淆了歷史的本來面目。因此，本文擬從史實的角度，談談劉備的「仁義」。
劉備講「信義」，最典型的表現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劉備從樊城向江陵退卻時：
「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先主傳》)
當有人勸說他拋棄隨行的民眾而獨自逃跑時，他卻以「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斷然加以拒絕。對此，東晉史學家習鑿齒給予了高度評價：「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先主傳》引裴注)
劉備講「寬仁」，魏國的傅斡評價劉備，說他「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三國誌》的作者陳壽評價他說：「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晉人張輔也說劉備「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宏而有大略。」
——以上分別見《先主傳》裴注引《傅子》、《先主傳》陳壽評曰、《藝文類聚》卷22《人部·品藻》
有人認為，劉備所謂的「信義」、「寬仁」等是虛偽的。更有甚者，認為傳統的仁、義、寬、信等道德觀念都是虛偽的。其實，中國傳統的「信義」、「寬仁」等道德觀念，對於個人品德修養，對於規範人們的社會行為，對於協調人際關係，不但在古代具有積極意義，即使在今天，其積極意義也不應完全抹殺。但是，社會道德不是萬能的，這裡面有兩層含義：第一，道德不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第二，道德不能適用於一切社會問題。某些人嘲笑道德軟弱者，是因為他們看到了道德在某些問題上無能為力;某些人痛責道德虛偽者，是因為他們看到了在某些問題上並沒有遵循道德原則。其實，這些人正是犯了道德萬能的錯誤。
劉備的「信義」、「寬仁」都是虛偽的嗎?恐怕也不能這麼認為。劉備任平原相時，「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先主傳》)若沒有平日真誠的寬仁表現，怎麼會有這樣的結果?劉備退往江陵時，後面有曹操的精騎緊追不捨，他寧可被曹操追上，也不願拋棄追隨他的百姓。像這樣在生死關頭表現出來的信義和寬仁，能說是「虛偽」嗎?
那麼，劉備是否應該在各類問題上都講「信義」和「寬仁」呢?顯然也不能這麼要求。因為道德不能適用於一切社會問題。例如，軍事鬥爭講「詐」，不能言「信」;政治鬥爭講「權」，不能言「義」，等等。原則上雖是如此，但在具體問題上區分哪個適用、哪個不適用就沒那麼簡單了。
比方說，在對待益州問題上，劉備是應該接受法正等人的建議，乘劉璋邀請之機進佔西川，還是恪守「信義」，坐守荊州?答案理所當然的是前者，因為進佔益州是劉備集團的既定方針，這個目標的實現是遲早的事，至於用政治手段、還是軍事手段，抑或兩者並用，只是方法問題。儘管劉璋邀請劉備的態度是誠懇的、言詞是熱情的，但最終目的是讓劉備為其佔領漢中，防守北方，對抗曹操。劉備如果真的傻到恪守「信義」的地步，那就根本甭想做益州的主人，頂多是充當劉璋的炮灰。
又比如，劉備攻下涪城，心中十分高興，遂大會諸將，飲酒作樂。席間，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
劉備拘泥於信義，幾此喪失了速取益州的機會，龐統早就看在眼裡，為使劉備早日擺脫信義寬仁等觀念的束縛，龐統便接過話說：「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劉備正得意時，不由大怒，反駁說：「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
龐統見狀，只得退席。但劉備隨即發現自己失態，不一會又將龐統請了回來。龐統回到座位，對剛才發生的事也不置可否，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劉備見狀，問道：「向者之論，阿誰為失?」龐統則回答：「君臣俱失。」於是，先主大笑，宴樂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