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誌·曹操傳》記載，初平元年(190年)春，曹操自行代理奮武將軍，與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胄、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等同時起兵，推舉袁紹為盟主，討伐董卓。
到東漢晚年時，由於皇帝需要加強權力，任用宦官打擊外戚與豪強，所以宦官勢力非常大，並且桓帝與靈帝朝還有黨錮之禍，禁止黨人參政，其實也就是士族豪強出身的人，所以對於士家大族來說，最恨的就是宦官。而袁紹已然成為東漢末年士族的領袖，世家大族在地方上佔據著絕對的主導權，所以袁紹空有一身四世三公，並且出身士家大族的身份，所以很快就憑借名聲迅速成為東漢末年崛起的第一大勢力，其崛起速度之快，人才聚焦之集中，實屬罕見。
在曹操迎漢獻帝劉協的前一年，袁紹的謀士參謀沮授已經提出過「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主張。但郭圖、淳於瓊認為，漢朝已經大勢已去，若把漢獻帝劉協請在身邊，大小舉動都要向其匯報，將會增加很多不必要的麻煩，不利於袁氏業務的開展。
袁紹錯過這樣的良機，主要是因為目光短淺，後人對其好謀而無斷的評價確實沒有說錯。當時袁紹的想法，大概也認為把漢帝這尊神請到身邊也很不自在，不能隨心所欲。其實漢帝當時流離失所，沒有實權但名分未失，拿在手裡是個很好的政治籌碼，名為迎奉，實為控制，打著皇帝的旗號幹什麼都可以。只是這話可能沮授不便說得這麼明白，反覆勸說而袁紹等人就是卻領會不到，也是太不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