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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孫策病逝之後，臨終受托的張昭、周瑜等人，全力輔助孫權，使他很快將工作步入了正軌。在此期間，曹操還假借天子的名義，任命孫權為討虜將軍，兼任會稽太守並駐守吳郡。這也算是得到了朝廷的正式任命，名正言順地成了東吳之主。正當一切都在井然有序進行的時候，卻發生了一件讓孫權始料未及的事情。
根據《江表傳》中的記載：「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曹操下書責權質任子。」這裡「質子」其實就是「人質」的意思，是從春秋時期延留下來的一種管理制度。眾所周知的秦始皇嬴政，幼年時期就是在趙國當過質子;而三國裡的曹操，少年時也在朝廷中當過質子。質子政策在當時是很普遍的一種上級對下級的管理行為。
遣送質子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方便朝廷對地方大員的管理，以防止擁兵自重、叛亂等行為的發生;二是地方大員遣送質子，也是向朝廷表示忠心和臣服的一種體現。孫權面對「遣送質子」的事情，感覺非常棘手，所以就招來了群臣商議對策。不過在商議對策的過程中卻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一種是以張昭等人為首的「投誠派」;一種是以周瑜等人為首的「反對派」。
根據《江表傳》中的記載：「權召群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為什麼猶豫不能決呢?張昭作為東吳重臣，統領文官體系，怎麼可能在這種事情上拿不出主意呢?所以，在這裡可以理解為：對曹操下書遣送質子的「投誠」行為。
其實以張昭為首的文臣們贊成遣送質子的行為，也很好理解。文官謀事，以文治安邦為主，最忌刀兵相見，安詳平和、興盛繁榮是他們最大的追求。而當時的情況是：「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這也說明曹操當時剛打完勝仗，軍隊的士氣比較旺盛，文官們就害怕曹操會以此事為借口出兵討伐東吳，萬一東吳的將士不敵，先前的一切努力就全部白費了。不過，這也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呢，文官們對於名節是非常珍視的，他們非常重視「正名」。關於這一點可以這樣理解：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孫權接受朝廷的委任，以討虜將軍的身份駐守吳郡。這對於文官們來說，就是被朝廷認可的「正名」。所以，現在按照朝廷的慣例遣送質子也是很合理的行為。如果不送的話，那就違背了朝廷的意願和制度，說明有不誠之心，成了想要犯上作亂的亂臣賊子。
以周瑜為首的武將體系反對遣送質子，這就更好理解了。武將謀國，靠的就是兵銳將猛、戰場殺敵。雖然在戰場上也會使用權謀詭計，但主要還是用刀兵強弱來說話，武力定國安邦是他們最大的追求。這和文官體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江表傳》的記載中，雖然周瑜在陳策的時候，細數了一大堆東吳現存的優勢，比如「境內富饒，人不思亂，兵精糧多，所向無敵」等等。但是這所有的一切，其實都是在安撫孫權和眾文官大臣們的場面話。他真實反對的依據是在哪裡呢?《三國誌孫破虜討逆傳》的記載中說得很明白，孫策在兼併江東的時候，曹操就意欲出兵征伐孫策了。為什麼最後沒有出兵呢?「是時袁紹方強，而策並江東，曹公力未能逞。」這就是原因：袁超勢力強盛，而孫策的軍事也不弱，曹操沒有那麼大的精力和軍力。
現在雖然袁紹兵敗，憂憤而死，但是實力並沒有傷及根本。根據《三國誌袁紹傳》中的記載：袁紹的三個兒子袁譚、袁熙、袁尚，佔據著重要的郡縣並且還手握重兵，依然是曹操的頭等大敵。再加上江東平定多年，通過孫策的治理，現如今的軍事實力，也遠比當時更強，所以，周瑜是堅決反對向朝廷遣送質子的。
另外通過這件事情，也從中看出了孫權雖然少年聰慧、沉穩、有見地，但是畢竟在年齡和經驗方面還是存在在很大的不足。這在《江表傳》的記載中就有一個很好的體現。在張昭和周瑜他們僵持不下的時候，孫權也沒了主意，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就向母親吳國太求助。「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孫策)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有了母親的這句話，孫權才下定了決心「遂不送質。」還有就是在《三國誌董襲傳》中：「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否。」這一點也說明了孫權當時年齡和經驗的不足，執政能力和水平還是很讓吳國太擔心的，所以親自過問東吳的情況。
在「遣送質子」這一件事上凸顯了很多問題。首先，以張昭為首的文官體系相對保守、文弱，遇事缺乏主動性，大有「小富則安」的思想在裡面作祟;其次，通過這件事也彰顯了周瑜縱觀全局的分析能力，對當前的整個大局勢看得非常透徹;最後，就是孫權畢竟由於本身性格、年齡和經驗等諸多方面的因素，統御全局、審視判斷的能力，還有很大的缺陷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