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說起劉備的話，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魏蜀吳三國間的軍事爭鬥，其實是一部世家大族的紛爭史。
曹操能夠雄踞北方並最終建立魏國，最大的功臣莫過於荀彧、郭嘉、陳群為首的穎川士族集團。孫權能夠在江東開國，也是憑借顧、陸、朱、張等江東四大姓的鼎力支持。
但劉備因為出身寒微，除了漢室宗親這個沒有實際意義的空頭旗號外，得不到任何豪族的支持。所以，圍繞在劉備身邊的都是諸如關羽、張飛、魏延等底層出身的將領，糜竺等地位低下的富商以及諸葛亮等家道中落的隱士。
如果說穎川士族和江東士族對魏、吳政權的支持是為了穩固各自豪族利益的話，那麼劉備麾下出身寒微的文臣武將則是為了獲得財富和地位。
所以，官職和財富的激勵，是劉備陣營得以攻城拔寨的主要寄托。在攻打劉璋時，劉備即與眾將約定：「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成功後，府庫裡的東西你們隨便拿)
果然，劉備剛一打下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等功臣也各自獲得賞錢五千萬。
當初的承諾確實是兌現了，但劉備也為此犯了愁，因為軍用不足了，沒錢，就意味著劉備下一步的軍事行動將無法進行。
這個時候，一位叫劉巴的降臣建議劉備「當鑄直(通值字)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漢末三國時期，各地通行的貨幣依然是漢武帝時期鑄造的五銖錢，而劉巴的提議是鑄造「直百五銖錢」，也就是一枚五銖錢價值等同於過去的一百枚。
從經濟學角度講，這是一種通過增發貨幣轉移通貨膨脹從而攫取財富的「損招」。但是急於籌錢的劉備同意了，正式下令鑄造直百五銖(此後又陸續鑄造了太平百錢、定平一百等貨幣)。
但是劉巴在提這條建議時，還是最大限度的照顧了蜀地的百姓的，因為增發貨幣的同時，蜀漢還進行了「平諸物賈」(平抑物價)。果然，在這一政策之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當然，劉巴的「直百五銖」計策絕不僅僅是讓蜀漢的府庫在短短數月內充實這麼簡單，它後續的影響力才是對蜀漢政權的真正貢獻。
1700多年後，考古專家在對已知的三國時期東吳墓葬進行文物統計時，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在18處東吳墓葬中，共出土了約4000枚錢幣，其中98%為直百五銖等蜀漢銅錢，東吳銅錢僅有區區50枚。
吳蜀雖然聯盟，但卻互不統屬，孫權也從未將蜀漢視作正統(私下不稱對方為漢，而稱為西國)，但劉備發行的銅錢大量在東吳境內出現，這恰恰說明蜀漢用錢幣換取了東吳的物資，所以才造成了蜀錢在吳境的大量出現。
上文已述，直百五銖屬於一種虛值大額銅錢，發行的目的就是為了給劉備的政權積累財富。蜀漢通過鑄造直百五銖以很小的代價從東吳換來了貿易品，同時將通脹輸出到了東吳。
難道東吳君臣就沒有發現嗎?
其實，蜀漢玩的是「金融戰」，頗有點像今天的美國一樣，美元作為國際公認的貿易貨幣，使得美國可以通過大量印製美鈔來攫取他國財富，這是一個長期而隱秘的過程。
東漢末年因為長期戰亂，加上董卓鑄小錢破壞了漢朝的貨幣體系，使得民間出現了以物易物的情況，而劉備鑄造的直百五銖雖然是大額貨幣，但因為工藝精良，幣值穩定，所以贏得了民間信任，一度成為「硬通貨」。
直到直百五銖鑄造20多年後，東吳君臣才發現本國財富在不斷的向蜀漢轉移，因此，孫權在嘉禾五年(公元236 年)也匆忙下令：「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
但為時已晚，東吳上下早已對蜀錢青睞有加，對新發行的本國貨幣大泉五百並不信任，一來是因為鑄造工藝差(銅料偷工減料)，二來是擔心貶值，所以，東吳不得不將大泉五百回收「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從此不再發行。
縱觀整個三國，以魏國最強而蜀漢最弱，但魏吳兩國都因貨幣體系混亂，退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時代，唯獨蜀漢直百五銖達到了鑄造工藝的高峰，成為三國當中唯一一個幣值穩定的國家。考古也證實，蜀漢的錢幣在四川、湖北、江浙甚至曹魏統轄的河南境內都有發現，《泉志》也曾記載「今至巴蜀，至於襄漢，此錢甚多」。
可見，劉巴雖然供職蜀漢政權只有區區數年，但給劉備所提出的三條建議，卻暗合了現代貨幣金融學的理論，難怪諸葛亮曾感慨的說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論運籌帷幄的計謀，我跟劉巴比真是自愧不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