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綱常「忠孝節義」為欽定意識形態的古代社會，篡逆為最大首惡，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曹丕進而篡漢立國，悖理儒家綱常自然是十惡不赦，故而千年以來曹操多以白臉奸臣示人，但拋開意識形態而論，由曹操而始的這種篡位強人現象卻值得探討。
對於曹魏因儒家倫理作祟，後世多事貶大於褒，但對於曹魏的定論，個人覺得《宋書武帝本紀》序言部分十分得當：
——「漢室載祀四百，比祚隆周，漢末失鹿，四海橫潰，而民心繫劉氏，黎圓黔首未有遷奉之心。魏武直以兵威才略服眾，夷凶剪暴，誅內清外，功格寰宇，故能坐移天歷，鼎運雖改，而民未忘漢，及魏室衰孤，司馬晉籍宰輔之柄，因曹魏皇族之微，三代世擅重權，用基於王業，是故曹魏務其實而司馬晉得其果也」
西晉陳壽作《三國誌》以西晉為正統，以春秋筆法作史，對魏蜀吳三家盡量做到客觀公允，在對曹魏的評述中也多有貶損和嘲諷，但對曹操卻不失溢美之詞：「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自東漢以來的大莊園主經濟直接造成了土地兼併，士族有彌望之田，而貧者無立錐之地，東漢形成了龐大的流民直接導致了黃巾之亂，而誰能獲得流民支持誰就能成王霸之業，第一個有此清醒認識的人便是曹操，曹操首開屯田之策，不但迅速擴展了軍力，且大得民心，這與那些饑則虜掠，飽則棄余的草莽軍閥的本質區別，屯田制雖被後世詬病多多，認為其讓農民，士兵形同「農奴」但不能否認在漢末大混戰之後，屯田制確實安撫了流民，恢復了社會生產，屯田制也成為曹操能迅速壯大的經濟基礎。而對於挾制漢獻帝劉協一事，自然是「亂臣賊子」但也可換一個角度來看，權臣強人之路有進無退，走到此種地步的人不稱帝，難道還有第二條路?假設曹丕不願背一個篡位的罵名而保留獻帝，曹丕也可以將獻帝及漢庭作為象徵設置於洛陽，讓獻帝及劉姓皇族像戰國時期的周天子一樣安守百里王畿，而將丞相府等軍政實權系統設置於許昌.
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可能會出現一個類似於一千年後日本幕府一樣的格局，作為討夷大將軍的德川家康將幕府行政機構設於江戶，而將作為虛君的天皇安置於京都，曹氏也可能像德川家族一般長期掌權，可惜這只是空想，凡掌神器者都是將自己置於了眾矢之地，一旦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也就沒有了退路，不想當皇帝都難，否則禍連子孫，霍光和多爾袞便是明證，霍光先後廢立三帝卻恪守臣道沒有僭越稱帝，結果死後被漢室夷族，多爾袞死後被順治挫骨揚灰，也可以想像假如曹操真的大政奉還給漢庭，死後曹氏會是什麼結局。而正史記載，獻帝遜位後安享榮華直到魏明帝時，享年57歲，得以善終.
對於一個末代罹亂君主而言，已是最好的結局，東漢歷經恆靈亂政到董卓進京時事實上已經滅亡，曹操以一己之力保得漢庭延續已是功德，且曹氏歷盡殺伐統一北中國，得國堂堂正正，稱帝猶如辛勤耕耘後採摘的果實，不存在篡位之說。且曹氏對遜帝仁至義盡，《後漢書》載，曹丕封獻帝為山陽公，封國內任用天子依仗，上書不稱臣，已是最大恩典，文學作品嚴重醜化了曹魏，後世比曹丕心狠手辣的權臣比比皆是，劉欲殺晉廢帝司馬德文，高洋殺北魏廢帝，宇文泰殘殺西魏皇族，楊堅誅殺北周皇族嬰孩不免，軍閥朱溫屠殺唐朝皇裔，滿清不留朱明前朝餘脈，即使仁義的趙匡胤也在黃袍加身後鴆殺掉19歲的柴氏廢帝，與後世相比曹丕簡直是聖人。
曹操實際上開啟了中國強人政治的先河，由宰輔兵權主掌朝局，加九錫，僭越稱王，然後「禪讓」稱帝幾乎是篡位的固定公式，王莽篡漢是借出色的「演技」與兵戈殺伐而奪天下的曹操不可同日而語，曹操樹立了一個強人樣板，這種強人形式並不是手綰大權，一手遮天，作威作福的權臣奸逆，而是指雄才大略，定鼎天下的乾坤巨擎，前種類型如東漢「跋扈將軍」梁冀，雖權勢熏天，卻遺臭萬年，只能算作「權奸」，而曹操類的強人雖爭議多多，卻是功勳齊天，為後人稱頌，後世有如「魏武再生」的如桓溫，劉裕，東晉時恆溫三次北伐，滅成漢及鮮卑南燕，劉裕三次北伐先後滅慕容氏後燕，羌人南涼及赫連勃勃大夏國，並成功光復長安洛陽，「手提兩京換天子」辛棄疾的詞「人道是寄奴曾住，遙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佛狸祠下一片神鴉鼓，」便是哀歎南宋再無劉裕一類可力挽狂瀾的豪傑。後世長孫無忌稱讚太宗皇帝也是「神類魏武」，在兵戈亂世，神州陸沉，天地倒懸時期盼的也是此種強人，而非那些恪守君臣倫理的腐儒之輩。
秦漢到隋唐之間，常有強人政治出現甚至於強人篡位創立新朝，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司馬炎，蕭道成，蕭衍，宇文泰，高洋，包括隋文帝楊堅，政權的轉移往往只是中央執政者的改變，一般老百姓一睜眼，忽然有了新皇帝，這種由權臣篡位改變改成的朝代，權臣一個個如同「寄居蟹」先蝕空了養分，然後鳩佔鵲巢，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你方唱拜我登場，建立的多是短命王朝，與鼎移革新，萬象輪轉，順天承運沒半點關係，國祚不會長久，老百姓受到的驚擾倒也不算多，這樣的改朝換代往往只在中央換一些新人，換湯不換藥。
其中有些人可以感受到老百姓的疾苦和需求，有些人卻只因為人在權力中心，恰逢其時，順手牽羊竊取了政權，並沒有改變僵化的中央政權的意願，而兩宋以降，篡竊現象完全絕跡，無論權力核心如何腐敗和無效，卻沒有強人取而代之，此種情況出現有一部分是因為兩宋以後，君臣倫理的思想變成了儒家正宗，一般科舉出身的士大夫不再感冒天下之大不韙改天換日，只有老百姓實在窮而無告，才會鋌而走險，斬木為兵，揭竿而起，造成巨大民變，明末，清末的動亂皆由此起。
清末太平天國聲勢浩大，湘軍以地主士大夫力量崛起於民間，居然一舉平定大亂，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些人，明知滿清腐敗透頂，無可救藥，卻不敢取而代之，只能明知不可為而為，充當「裱糊匠」。清末民間處處有維新立憲改革的呼聲，可高官疆臣們都不敢有脅迫清廷改變的行為，甚至義和團運動時，「庚子國變」的罪魁禍首慈禧太后已經逃到西安，東南張之洞，劉坤一等封疆大吏敢於提出東南互保，卻不敢要求慈禧釋放光緒，另外組建一個可以進行維新改革的朝廷，可見當意識形態成為欽定正宗時，拘束人心的力量有多麼的強大。
試想當年官至五省總督，坐斷江南，提調一切軍政要務的曾國藩若有曹操一星半點的見識和膽略，提兵北上，與朝內的肅順，恭親王等結成同盟，實行「兵諫」抬出「祖制」這個尚方寶劍，料想西太后慈禧不敢造次，必定大政奉還，那時雖是滿人朝廷，卻不會出現女主垂簾聽政的政局，亦能將國家安於磐石之上，老百姓也可少受點罪，而漢人推行洋務，則無半點掣肘，天地為之一變也不無可能，可惜曾李左等人皆囿於君臣倫理小節，而無國家民族大義，百年之後蓋棺定論，他們絕對是愛新覺羅的忠臣，卻不是推動歷史的強人。儒家綱常倫理磨掉了中國人的血氣，再無頂天立地的強人，而只有忠順的奴才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