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時期形成了以三曹為代表的建安風骨，而曹植以其卓越的文學成就，在數量與質量上都當之無愧地成為三曹之翹楚。他在文學上有多方面的開創之功，並且取得了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巨大的成就。下面三國網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以《洛神賦》為代表的愛情婚姻題材的辭賦之作，是曹植作品中的巔峰之作，其卓越的藝術成就使其成為空前絕後的「千古美文」，古今中外為之駐足觀賞，讚歎不已。曹植文學思想已經達到他那個時代最高的水平，因此對曹植文學思想的深入研究必將使我們更全面和深入地理解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
漢代，隨著封建政權的瓦解，士子們的思想也處於一個重新整合的狀態中。人們的活動和觀念已經逐漸從兩漢神學和經學、讖諱之學的控制中掙脫出來，舊的思想已經倒塌，新的意識還未建立，處於一個理論思維轉變的階段。
此時先秦的名、法、道諸子，在沉息許久之後，重新又為人們所探究，人們在探索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新的世界觀人生觀，逐漸發現了自我的存在，「人的覺醒」同「文的自覺」交相輝映，最終形成了一種全新的、自覺的文藝審美思潮。可以這樣說，對傳統儒家思想的堅守是曹植終其一生，至死不渝的信仰。
儒家的最高理想是「仁」，一種建立在等級制度上的「博愛」思想。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儒家思想追求、突出的是人的社會性，惠施於百姓，在國家與人民的整體利益的實現中實現自己的個人價值，求實進取，「先天下而憂為憂，後天下而樂為樂」，具有很強的憂患意識。
而曹植的一生正是憂患意識如影隨形，他一生不論境遇如何，都懷抱救世理想不放，對魏國的現狀，甚至對人類前途命運的發展都深深地擔憂不已。
儒家思想一向注重對士人「道德」的要求，在兩漢時期，這一要求更是走向了極端，尤其體現在政治用人上，表現為重德而輕才，漢末建安時期，對這一思想有所改正，變為尚德而重才。不論經歷何種變化，有一點是不變的，那就是儒家思想重視對人的道德修養的規範與要求。
綜觀曹植一生，他嚴守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道德規範。不論是對父親、兄長或侄子，完全是以真性情相待。曹植的友孝之情是歷來被後人所稱道的，而曹丕相反，對待兄弟友人，絲毫不念任何情義，尤其是不念手足之情。曹彰之死，曹植在黃初年年屢屢發出的「憂生之嗟」，都是明證，這無疑肯定了曹植的仁厚善良。
我們知道，影響詩人詩史地位的因素有二：一是人品，二是詩品。二者相互關涉，對於人品，我們一定要動態地、用發展的、全局的眼光去審視，要客觀、公正地去看。曹植一生於儒家思想上用力最勤，得力也最多。
他秉性仁厚，儘管他在嚴峻時勢的面前，時而流露出性格中軟弱、甚至儒弱的一面，因而在其對儒家思想的堅守過程中，產生過這樣那樣的小插曲，終其一生，曹植的思想中有濃厚的原始儒家色彩，貫穿其一生的「戮力上國，流惠下民」的功業思想與「憂患意識」，是其為之終身奮鬥、矢志不息的目標、理想。
但是隨著生活境遇的改變——黃初年間，曹植的身份發生了改變，由貴公子一變而為人臣，安身立命的思想便成為此期思想的主導，而使其儒家思想開始複雜化了。攝於曹玉手中的權勢，曹植反覆歌頌曹的「聖德」、「隆恩」，搖尾乞憐，奉承迎合之態必現，人性的軟弱於此得以顯現。
面對曹對自己的接連迫害，他違心在高調讚揚曹的文治武功之後，引咎自責道：「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此外，苟命於曹的迫害之下，曹植還違心地替曹魏的受禪正名，讚揚曹的受禪是順天革命，明顯有董仲舒天人感應的影子。
曹植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沒有沉迷於兩漢經學的繁瑣、迷信與庸俗之中，而是在經歷了一番內心的痛苦掙扎與沉澱之後，他依然選擇了原始儒學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與畢生為之奮鬥不息的目標。
曹植的一生，於儒家思想用力最勤，得力也最多，但是除此而外，老莊思想與漢末的神仙道教對曹植同樣也有著深遠的影響。雖說儒學是曹植思想中的主要方面，但道家思想同樣也對曹植形成了巨大的影響。
儒與道，共同構成了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也共同地塑造出曹植典型的儒道互補的人格特徵。建功立業，報國報恩是曹植一生的理想與追求，但是當遭受迫害，功業理想無法實現，甚至有了性命之憂時，曹植的思想取向就出現了動搖。而這種動搖，就是思想向老莊學說的傾轉。
曹植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其性格與人生觀也是複雜而多變的，應該說，作為兩大傳統文化中的道家文化，為曹植性格與人生觀形成的根源之一。在其人生的早期，作為「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的公子，他風流自賞，無拘無束，任性率真，整日裡過著鬥雞走馬，宴飲無暇的享樂淫逸之生活。
《鬥雞》是其早期的詩作，「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為，眾賓進樂方。常宴坐戲客，鬥雞觀閒房。」在作品中曹植把鬥雞場景盡情地加以描述，絲毫不掩飾自己對於聲色犬馬的喜好之情以及放縱的個性。
曹植的這種放逸的、任性的、無拘無束的個性、性格固然與其淳真自然的天性有關，但是道家思想對其性格的影響應該說更大、更深。如果曹植的思想與性格僅限於此，那就不是日後「衣被詞人」，「天下才十斗，曹子建獨得八斗」的那個群才之英，建安之傑了。他任性、追求享樂，但難能可貴的是，他卻從不沉迷於其中，總能理性的把自己從沉迷的邊緣拉回到現實中來。
曹植對道家思想的態度，有一個從否定到肯定的轉變過程。在其人生的前期，他對道家思想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
《辨道論》是他此期比較著名的一篇文章，曹植在文中極力地為父親曹操進行辯解，在直言「神仙之術，道家之言」是「為虛妄甚矣!」的同時，肯定父親曹操四方網羅方士的舉動，稱之為防止方士欺眾惑民的政治舉措，而「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鹹以為調笑，不信之矣。」鮮明地表現出自己對於道家思想的否定態度。
正如古人所說，天下最難知的是人，因為人「厚貌而深情」，思想最為複雜。而曹植在對道家思想的態度上，就體現出了其思想的矛盾性與複雜性。後期隨著生活境遇的改變，曹植對神仙之說的態度也發生了改變。《釋疑論》就是其思想發生改變的一個重要作品。
在文章中出於對人生的失望，他因而改變了對神仙之說的態度，表達了自己「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的神仙思想，只是對於《釋疑論》是否為曹植所作，歷來頗有爭議。雖說神仙道教思想與老莊道學還不是一回事，但二者必定地具有一種天然的血緣關係。在對道教因好奇而產生興趣時，曹植對於老莊之道學，亦表現出天然的親近，比如人生後期所做的遊仙詩，皆表現出對老莊道學與神仙道教思想好奇、嚮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