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日前拜讀了蔣星煜先生在《新民晚報》上所撰的《劉備聯孫拒曹有始無終》一文，頗受啟發。但又感到關羽失荊州不僅僅是孫劉聯盟有始無終的問題，蜀失荊州之事頗為複雜，內中既有關羽本人的問題，又有諸多隱情曲折鮮為人知的史實。今余不揣淺陋，茲據《三國誌》《資治通鑒》等史籍鉤沉索隱，一者公諸同好，二者就正於蔣先生。
關羽指揮不當，終致地失人亡
關羽首戰於禁告捷，使荊州軍處於主動地位。在此情況下，關羽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誤認為固守樊城的曹仁已成甕中之鱉，有必破之勢，因而不是集中兵力迅速殲滅曹仁主力於樊城，反而分兵南下，渡過漢水，遣別將圍魏將呂常於襄陽，並派遣遊軍進至許都附近的郟下。使本來兵力就不雄厚的荊州軍更加分散，結果是樊城也攻不克，襄陽也打不下，導致軍卒疲憊，士氣低落。
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關羽在這樣有利條件下，都不能攻破襄樊，到了十月旱季，就更沒有取勝的希望了。且魏將徐晃率援兵已到達樊城附近。《資治通鑒》載：晃營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這就更加堅定了守城魏軍的信心，也使雙方的力量發生了有利於曹軍而不利於關羽軍的變化，因而關羽繼續圍攻襄樊已失去意義。況且，曹操已將孫權偷襲荊州的計劃透露給關羽。如果此時，關羽能迅速返師回救江陵，則荊州可保，羽軍可全。可惜，關羽不能判斷戰場形勢的變化，猶豫不能去，致使荊州軍不僅受挫於徐晃，而且延誤了回救南郡的時機。
關羽所犯的致命錯誤，是其得知荊州失陷的消息後，不顧一切，冀圖奪回南郡。江陵、公安並非羽軍戰敗而丟失，而是傅士仁、糜芳二將投降所致，吳軍兵不血刃而得二城，未損一兵一卒，士氣正旺。更為愚蠢的是，關羽在退還江陵的途中，還數使人與蒙相聞，責問其違背同盟。呂蒙乘機展開攻心戰術，厚遇其使，並使其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者回營後，羽部下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遂使關羽吏士無鬥心。
《江表傳》稱：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關羽對發生於春秋時期的戰例幾乎是一無所知。公元前482年，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越王勾踐乘虛派兵攻入吳都，虜吳太子友，……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洩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夫差誅殺信使滅口，所為何來?很顯然，為的是怕走漏消息，動搖軍心。關羽如果稍有頭腦，封鎖消息都來不及，何至於派遣使節至呂蒙處。關羽所率的數萬大軍在返師途中並未被呂蒙攻擊，而是邊走邊潰散，等到走麥城時，兵皆解散，尚十餘騎。這是何等拙劣的軍事指揮，可見朱大渭先生評價關羽是千古名將獨一人的論斷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關羽與部屬的關係
關羽鎮守荊州期間，同東吳關係不斷惡化，最終反目成仇，那麼他與部屬的關係又如何呢?關羽北攻襄樊，留守江陵與公安的是糜芳和傅士仁。然而，關羽同這二員承擔守禦大本營重任將領的關係極為糟糕，並由此釀成糜芳、傅士仁叛變投敵，拱手獻城於呂蒙的慘禍。
《關羽傳》載：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鹹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可見，由於糜、傅二人的叛變，呂蒙幾乎是兵不血刃地奪取了南郡。
其實，關羽北攻襄樊前，並不敢掉以輕心，他對荊州的守禦還是作了精心安排。首先，羽討樊而多留備兵，恐蒙圖其後故也。其次，關羽在江陵、公安的沿江地帶修築了許多屯候，一旦發現敵情，即可舉火，施放狼煙。第三，關羽在鎮守荊州期間，為防範吳軍的進攻，大築江陵、公安二城，將其建成內外套城，形成堅固的兩道防線。而且江陵距樊城只有350里，當時輕騎一晝夜行300里，只需一天多即可趕回。所以，儘管呂蒙巧施計謀，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但胡三省在《資治通鑒》中作注曰：屯候雖被收縛，使糜傅無叛心，羽猶可得聞知也。可見，只要糜芳、傅士仁堅守城池，不投敵叛變，關羽迅速返師，與江陵、公安的守軍前後夾擊吳軍，關羽與呂蒙孰勝孰負尚難逆料也。
那麼，糜芳、傅士仁為何在關鍵時刻倒戈呢?除了呂蒙大軍出其不意，兵臨城下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與羽有隙、素皆嫌羽輕己。關羽既然瞧不起糜、傅二人，就不該把如此重要的後方基地托付給平素就被他輕視的兩位將領。雖然糜、傅二人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但作為全軍主帥就應該有較為寬廣的胸懷，要有容人的氣度。劉邦滅楚，靠蕭何主持關中，劉秀成功，靠寇恂主持河內，曹操統一北方，靠棗祗主持許縣屯田。只有關羽的後方基地是建立在火山口上。劉邦在成皋、廣武與項羽對峙其間，數使使勞苦丞相。為的是籠絡蕭何，以免他心懷反側。關羽與曹仁在樊城相峙之時，令芳、仁供給軍資，芳、仁沒有及時將軍資運往前線，關羽就大發雷霆，宣稱還當治之。這種做法不啻是使早與關羽有隙的糜、傅二人更加懷懼不安，一旦形勢發生變化，豈能阻止他們臨陣倒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