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祠的陪祀功臣是怎麼選的?為什麼缺了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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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祠的陪祀功臣是怎麼選的?為什麼缺了法正?

怎麼從武侯祠中看出蜀漢的政治玄機?下面三國網小編為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蜀漢章武三年(223年)劉備在白帝城駕崩,遺體被運回成都安葬於惠陵。按照漢家的制度,同時起漢昭烈廟。後來諸葛亮劉備君臣在此合祀,所以漢昭烈廟又被稱為成都武侯祠。這裡除了有祭祀主體劉備和諸葛亮以外,還有諸多功臣陪祀。但是其中卻缺少了大功臣法正,這是什麼原因呢?「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通過這些陪祀的功臣,我們又能窺探出其背後暗藏的哪些蜀漢政治玄機呢?

成都武侯祠

一、武侯祠的陪祀功臣入選標準是「才性俱佳」,導致法正缺席。

我們先來看看入選成都武侯祠陪祀大名單。按照塑像排列,東西兩側依次是龐統、簡雍、呂凱、傅肜、費禕、董和、鄧芝、陳震、蔣琬、董允、秦宓、楊洪、馬良、程畿;趙雲、孫乾、張翼、馬超、王平、姜維、黃忠、廖化、向寵、傅僉、馬忠、張嶷、張南、馮習。

據說來武侯祠的遊客看完這些陪祀功臣像之後,問的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沒有在劉備入蜀和奪取漢中立下大功的法正?相比起其他地方的武侯祠,成都武侯祠的政治意味是最濃的。像祁山武侯祠的陪祀人員,入選的基本上是跟諸葛亮北伐有關的人員,比如劉琰這種因為打老婆而被棄市的車騎將軍,也赫然排在第一位。成都武侯祠的陪祀功臣,除了需要對蜀漢有傑出貢獻以外,還有很高的個人操守要求,必須「才性俱佳」,也就是德才兼備。

法正這樣一位在蜀漢立國過程中,功勳卓著的元勳都不得入選,就是因為他為人睚眥必報。法正之前在劉璋手下不受重用,鬱鬱不得志,「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蜀書·法正傳》)。劉備入蜀後,法正之前在益州被打壓的怒火終於得到了發洩的機會,開始瘋狂搞起了打擊報復,之前跟他有過小矛盾的人都被報復,還殺掉好多人。

《法正傳》:

「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

情況嚴重到有人去跟諸葛亮打小報告,說法正這樣太作威作福了,應該管管。諸葛亮當然明白法正在劉備心中的地位,最後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壓抑了太久的法正,在人生的最後幾年終於「瀟灑走一回」了,但是卻因此給人留下了「作威作福,睚眥必報」的口實,最終不得入選武侯祠陪祀名單。

其實不止法正一人,與此類似的還有很多。比如在諸葛亮北伐中,戰功卓著的魏延,因為後來跟楊儀爭權造成內亂,也沒能入選。

二、陪祀功臣地域分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漢的政治格局。

益州地處偏僻,又經過劉焉劉璋父子兩代的打壓,造成了「境內無強宗大族的漢人組織」的局面。蜀漢建政之初,政權統治階層主要還是外來的,以劉備在荊州吸納的士人力量為主,兼有早期的元從勢力和劉璋時期的東州士人,其中益州本地士人占的比重一直不高。這一點從武侯祠的陪祀功臣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我們回顧上面二十八人的「大名單」,可以清楚地看到,益州本地只有程畿、張翼、秦宓、楊洪、呂凱、張嶷、馬忠七人,只佔其中的四分之一。這還是在大量荊州和東州士人因為名節等問題被排除在外的情況下,比如上文提到的法正,魏延,就更別說李嚴、劉巴和許靖等人了。應該說,劉備定蜀以後,在本地人才的招攬和培養上,是有很多問題的,蜀政的這種局面,直到諸葛亮執政時期才稍微有所改善,但是依然存在很多不足。

三、陪祀功臣中的益州後起之秀太少,反映了蜀漢人才選拔的某些問題。

三國時期益州人口本來就少,相對於曹魏甚至東吳,基數上都處於先天的劣勢。漢末三國時期天下大亂,士人流寓,漢代以來的察舉制比較重視的鄉議環節難以考查。曹魏針對這一問題,創建了「九品中正制」,用以解決無法考查鄉閭批評的問題,為選拔人才掃清了規則上的障礙,並且曹魏在選官制度上,一直在努力完善。

東吳也仿照曹魏,實行了類似的九品中正制,並且兼顧了淮泗將領和北來士人。東吳在建國過程中,逐步實現了江東化,江東本地豪強也願意為東吳政權拚死出力,在江東的歷次危機當中,本地豪強都湧現了很多傑出人物,為江東政權的轉危為安做出了巨大貢獻。

相比起這兩家,蜀漢的選拔上就顯得有些裹足不前,在選官制度上,可以說不太看得出蜀漢有不斷完善的努力。另外,如前文所說,蜀漢本來屬於外來政權,蜀中本地豪強的合作意願本身就不高,政權上層非益州籍士人把持了大量關鍵性位置,到後來這些人的子弟又輕易地佔據了高位。諸葛亮時期,尚可以以「認同漢室」為最高原則,在察舉制的框架下選拔了不少本地才俊。但是因為沒有制度化的建設,到了蜀政衰敗的後期,「仇國論」大行其道,甚至連姜維都感到「羈旅托國」,統治者就更不太可能再致力於選拔「心存漢室」的人才了。當然,蜀漢國祚太短,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建設選拔制度,也是個客觀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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