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朝發明家馬鈞:三國比諸葛亮還出色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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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趣話

魏朝發明家馬鈞:三國比諸葛亮還出色的科學家

其實,三國時最出色的科學家還不是研究出木牛流馬的諸葛亮,而是曹魏的馬鈞,就是改進諸葛亮連弩的那個人,被譽為「絕世巧思」。他出身貧寒低微,卻聰明好學,肯於鑽研,發明改進了很多東西。

一提到三國時期的科學技術,人們最容易想起的恐怕就是諸葛亮的木牛流馬了,因為小說賦於它神秘的色彩,好像是一種無動力的自行機械,這在科學上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的劉仙洲教授,在幾十年前發表論文,認為它們就是人力推動的獨輪車和四輪車,現在還能在川陝一帶見到的這類獨輪車。現代科學家大都傾向於此種說法。

但是也有不同意見,新疆一位教授王湔就花費了多年功夫,研製這種神奇的機械。筆者曾經觀看過他的模型,木製馬形的關節是活動的,以輪軸推動前進,木馬也似乎奮蹄前行。它的特點無非像四輪推車,木馬起到穩定前轅的功能。

我曾經到過當年諸葛亮北伐的指揮中心之一,現為四川廣元市的籌筆驛(現在這一帶恢復了部分蜀漢棧道,以供旅遊者憑弔),萬山環繞,一江蜿蜒,交通條件是相當艱難的。所以四百年後的李白,猶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慨歎。設想如果仍然依靠人力推拉,躦行在蜀道崎嶇山路之間,恐怕並不省時省力。須知諸葛亮所以要造「木牛流馬」,主要是需要在蜀漢人力資源極端缺乏的條件下,解決「恢復中原」的前線後勤供應問題。原其初衷,其實與一次大戰中歐洲戰區大量使用汽車差不多。但汽車因此經過這次大戰的嚴酷檢驗,成為本世紀影響深遠的交通運輸工具,卻是當初人們始料不及的。

實際上,三國時期雖然不過百年,但它在科學技術上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在中華民族科技文化史上卻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和三國競爭的局面大有關係,競爭才出成果。

和現在的軍備競賽一樣。三國時期的很多科技成果,也是首先運用於軍事目的,不光木牛流馬。諸葛亮曾經改進了漢代的一種強力弓箭形式的兵器弩機,使之從單發變為十連發,稱為「連弩」,又叫「元戎」,就像現在的連發槍似的。這種新式武器曾為蜀兵贏得過勝利,據說曹魏大將張郃就是被這種新式武器擊斃的。曹魏獲得實物後都很驚訝,但巧匠馬鈞的細心研究,用心揣摸,指出如果再改進一下,效力還可以提高五倍。

東吳境內河湖交錯,又臨大海,在製造、使用船隻方面很有經驗,赤壁一戰,就是發揚了這一優勢。當時東吳造船業一度領先於劉、曹,發展到新的歷史水平,所造船艦「大者二十餘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南州異物誌》)遠航北至遼東、高麗,南至東南亞、天竺(印度)等地,是一支真正的海軍和遠洋船隊。但魏晉也不甘落後,刻意發展造船技術,到滅吳時,晉國大將王浚製造的船又比東吳的大出兩三倍,「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舟楫之盛,自古未有。」結果「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西晉艦隊順流而東,勢如破竹,東吳五千戰船也成了俘虜。競爭中發展起來的造船術,對南北朝以至唐宋的海上交通和貿易都有很大影響。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軍工轉民用了。

行軍佈陣,離不開對地形地貌,道路交通的充分瞭解,所以地圖是軍事指揮員的囊中必備之物。熟悉三國故事的人都知道「張松獻地圖」的事。張松是劉璋部下的官員,因為劉璋諳弱不能自保,主動把西川的地形路徑繪製成圖,交給了諸葛亮。張松後來為這張地圖丟了一條命,可劉備的軍隊就是憑著這張地圖,順利地攻下了素稱天險的四川。《三國演義》中有關地圖的故事還有一些,《失街亭》的故事就是一例。馬謖一意孤行,屯兵於山頂,副將王平勸說無效,將形勢畫成地圖派專人火速送給諸葛亮,諸葛亮一看地圖,就知道馬謖必敗無疑了。劉備攻東吳時,因為天熱,在彝陵的密林中結營八百里,也是給諸葛亮送去了地圖,諸葛亮在成都看到,就知道大事不妙了。看來當時繪製地圖的技術還真不簡單呢!

中國的製圖術很早就出現了,春秋戰國時代,大約也是征戰的需要,已經有相當水平。還記得荊軻刺秦王的事嗎?荊軻就是以向秦王嬴政獻地圖為名,在地圖中暗藏匕首,躲過衛士的盤察,留下了「圖窮匕首現」的成語。長沙馬王堆出土過西漢用帛畫的地圖,近年還發現西漢的紙地圖,可能推翻東漢蔡倫造紙的傳統認識。事實上,三國時期製圖術的確有一個新的大發展,不僅是繪圖技術的提高,還提出了最早的製圖學理論,這就是歷仕魏晉的裴秀繪製的《禹貢地域圖》、《地形方丈圖》和「製圖六體」,即「分率」,「准望」,「道裡」,「高下」,「方邪」、」迂直」六個基本原則,這是世界上最早的製圖理論,其影響一直延續到清代。在世界地理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與古希臘的托勒密交相輝映。著名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認為,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製圖學,要比西方領先一千年左右,現存西安碑林裡的兩方宋代地圖碑刻描繪中國地形之細緻準確,至今仍令人驚歎不已。

三國的軍事醫學也有很多傳奇性的故事,最有名的,自然是華陀的故事了,他為關羽「刮骨療毒」,要用開顱手術為曹操治療「頭痛風」,這在傳說中都被帶上一層神奇色彩。史書記載,華陀是用一種叫「麻沸散」的藥作為麻醉劑,來進行外科手術的,《三國誌》的有關記載,是人類文化史上關於全身麻醉術和腹部手術的最早記錄。這種神奇的麻沸散究竟是如何配製的,至今也還沒有真正搞清楚,有的人認為是以鴉片為主要原料,有的人認為是曼陀羅花。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戰爭的環境,外科手術不可能取得這麼大的進展。

華陀還創立了最早的健身體操「五禽戲」,摹仿五種動物的形態動作用來怯病強身。今天武術裡的形意拳,什麼猴拳,蛇拳,鷹拳等等,很可能就是由此發展變化來的。還有現在風行的健美操,道理也是一樣的。關雲長「刮骨療毒」在小說中也說是華陀做的,史實上曹操殺華陀在前,關羽負傷事在後,「刮骨療毒」是另一位不知名的醫生做的,可見當時有本事的軍醫還不少。因為華陀有名氣,情節上又能前後照應,所以後世小說家就把故事移花接木,安在他頭上了。

此外,被後人尊奉為「醫聖」的張仲景也是和華陀同時代的人,不過他的名字在《漢書》而不是《三國誌》裡,因此一般以他為東漢人了。張仲景是內科專家,當時戰亂頻繁,疫病流行,「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對軍隊也有很大影響,曹操兵敗赤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士兵感染時疫的人太多,戰鬥力大受影響。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創立了一整套包括理、法、方、藥在內的中醫辨證診治的臨症理論,至今仍被中醫視為法則。據說華陀看到這部書曾拍案叫絕,說:「此真活人書也。」是一部真正可以救活人的書。醫學的每一個重大進展,都是以無數生命為代價的。但是每一個重大進展,又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說到三國科技,人們總是推崇諸葛亮,史書也確實記述他非常重視科技,還親自發明創造,「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一位一專多能的T型人才。從這一點看,他和兩漢以名物訓詁的見稱後世「漢學」大儒有著帶有根本性的差別。文革中有人以他為「法家」代表,實際上「儒法兼用」才是後世能員幹吏的特點。

其實,那時候最巧的還不是諸葛亮,而是曹魏的馬鈞,就是改進諸葛亮連弩的那個人,被譽為「絕世巧思」。他出身貧寒低微,卻聰明好學,肯於鑽研,發明改進了很多東西。有一次聽見人們議論說,古時候有一種指南車,失傳已久,恐怕不是真的,他卻認為原理是對的,也應該能造得出來,別人都不相信,經過幾天研究,他果然製造了一種製作出以齒輪傳動的一種指南車,這在行軍時是非常實用的。還有農業上使用的提水工具「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於常。」(《晉書·杜夔傳》)這在澆灌耕地上非常實用,至今仍在南方一些地方能夠看見的龍骨水車,恐怕就是翻車的後代。馬鈞還改進了織綾機,提高功效五六倍,使古代紡織技術有了一個突破性發展,這類機械直到解放前還可在一些偏僻的農村看到。還有水力推動的齒輪傳動玩具「百戲」。他的發明涉及範圍相當廣泛,真可謂三國時代的愛迪生了。說來他也是曹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受益者。這說明作為領導者,最重要的還是會用人,而不一定事必躬親,這一點上,似乎還是曹操更高明些。

當然,曹操用人才,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華陀給曹操醫治頭痛,他想讓這位名醫老鄉作他的私人醫生,只為他一個人服務,華陀不願意,他就就寧可殺害華陀。這還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霸道作風。馬鈞的很多項發明都失傳或無錢製造,如發石車,就是可以把石塊拋擲幾百步遠,以擊傷敵人的,是火炮的前身,也是掌管的官吏不撥給經費,不能投入實際應用,成為我國科技史上的憾事。

競爭促進發展,戰爭更是一種特殊的,緊迫的競爭,關係著生死存亡的競爭,科技在這裡就是特殊的戰鬥力。一項新的科技成就,關係著數萬,數十萬以至數百萬,數千萬人的生命,所以必定要集中最優秀的人才,調動最先進的設備和充足的資金,在最短的時間內研製出來,投入應用。戰爭中或戰爭後,凡是能夠有利於生產、經濟發展的技術,設備,自然而然地會轉入民用途徑,繼續完善、改進。綜觀世界各國歷史,無不如此。三國科技給我們的啟示,恐怕就在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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