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有虛構成分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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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有虛構成分麼

關於三國時代的曹操、劉備、關羽、諸葛亮等人物,陳壽的《三國誌》都為之立了很生動的傳,雖然還不可能像後來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所描寫的那樣活龍活現,栩栩如生。

這些歷史人物,尤其是與他們相關的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重大戰役,歷來是人們熱烈討論的話題,也是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取之不盡的題材寶庫。但是人們往往誤認為,凡《三國誌》未載,而《三國演義》加以敷演的,即非事實,皆系羅貫中虛構。進入此一誤區者比比皆是,舉不勝舉。

按陳壽《三國誌》是所謂正史。陳壽原任蜀漢的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司馬炎建立晉朝,陳壽被薦為佐著作郎,繼陞遷為著作郎。他著《魏書》《蜀書》《吳書》,共六十五篇,稱為《三國誌》,得到廣泛好評。陳壽亡故,范頵等上書朝廷,說此書「雖文艷不如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於是朝廷派洛陽令到陳壽家中抄錄全書,予以保存。

在陳壽編著《三國誌》的前後,文人的史書著作極多,有綜合性的《魏氏春秋》《九州春秋》《獻帝春秋》《先賢行狀》《魏晉春秋》等等,有記載某一地區的人物事跡的《江表傳》《襄陽記》《零陵先賢傳》《益部耆舊傳》《吳錄》《吳歷》等等,還有專為曹操個人寫的傳記《曹瞞傳》等等,種數多,形式也並不完全一致。

正因為陳壽的《三國誌》雖然質量不錯,但傳記篇數有限,又較簡略,而且僅有傳記,缺少《藝文志》《食貨志》等部分,讀起來總覺得不夠充實。到了南北朝的南朝宋文帝時,即命中書侍郎裴松之為《三國誌》作注。

裴松之完全知道《三國誌》的語言文字並不艱深難懂,他的作注,所用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面的書比較少些,主要是補充或引證。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上搜舊聞,傍摭遺逸」。他所引用的史學著作,據繆鉞先生統計:「則為一百五十餘種,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幾現在早已亡佚。」由此可見,裴松之為保存三國史料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現在,試舉三個世人多以為完全出於羅貫中虛構的例子,以說明裴松之注《三國誌》的影響:

一、京劇《捉放曹》,題材來源於《三國演義》,但羅貫中沒有杜撰故事,所據乃自裴松之所引的兩部書:《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為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二、京劇《華容道》,題材來源是《三國演義》,其部分內容,也是根據裴松之所注的《山陽公載記》: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

關羽義釋曹操在三國演義中的記載(出自三國演義電子辭典)

則曹操兵敗赤壁之後,在華容道受困確有其事。羅貫中根據這一情景,虛構了關羽奉命在此阻擊,曹操已臨絕境,關羽為報當年在曹營所受禮遇之恩,佯作擺開一字長蛇陣,讓了曹操一條生路。這一虛構在一定程度上也還符合邏輯推理,既描繪了關羽的性格,也使曹操再一次露出了狼狽相,從而讓讀者和觀眾得到了難以言喻的滿足。

三、京劇的《空城計》,照搬了《三國演義》,其根據則是裴松之所注的《郭沖三事》:……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跡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谷欲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蝟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

因為諸葛亮一生謹慎,司馬懿認為他斷乎不會冒這樣大的風險。諸葛亮和司馬懿互相猜測對方的計謀煞是有趣。最後還是諸葛亮憑冒險而免於潰敗,自然大快人心。

根據以上三個例子,《三國演義》的題材選取乍看似乎以《三國誌》為主,實際上用裴松之所注(所引)的材料更多些。關羽華容道「義釋曹操」則未見於裴松之注。但這種情況不多。至於諸葛亮的借東風、關羽的玉泉山顯聖等等,則不僅是虛構的問題,而是典型的迷信糟粕。這是作者的歷史局限性決定的。

史學家、文學家往往苛責羅貫中的虛構,「戲說」歷史的一群又往往用羅貫中作了大量虛構作擋箭牌。因此我想,有必要在此作些說明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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