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關羽並非是武功蓋世的超人，他最突出的特點是忠於異姓兄長劉備，所謂「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歷史上的關羽還是一個戰功卓著的名將，過五關斬六將雖出自小說家語，但斬顏良是有史可證的。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擁兵百萬南征荊州、窮追劉備，關羽奉命率劉琦水軍，濟渡亡命中的劉備，後與周瑜聯軍，埋伏華容，狙擊敗退的曹軍，隨之輔佐劉備收江南諸郡，以功拜為襄陽太守，駐軍江北。劉備征蜀，關羽鎮守荊州，使東吳不敢下手。
建安二十四年(219)，他敗曹仁，水淹七軍，於禁為降，計斬龐德，威震華夏。但他剛愎自用，犯了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大意失荊州，本人也被吳將呂蒙擒獲、遇害。可見歷史上的關羽並非完人，那麼為什麼會受到民間的普遍尊奉呢?
翻開清人阮葵生的《茶餘客話》，在《仁義之氣常存》一條中說：「蓋當時之祀虛侯，亦今日之關廟，後重伍子胥、程嬰、杵臼及項羽，皆祭遍海內，古今來取義成仁之士，其身雖死，其氣常存。」指出「仁義之氣」是關羽受到人們頂禮的原因所在。
那麼，關羽被神化始於何代呢?
《全唐文》收入了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董侹的《重修玉泉關廟記》一文，知中唐已有關廟，關羽已被崇拜。南宋偏安一隅，使三國封建正統史觀由原先的帝魏寇蜀改為帝蜀寇魏，而忠心輔佐劉備的關羽隨著政治價值的提高，神化色彩更為濃烈了。
這種風氣遺留至元，據《元史·祭祀志》記載，宮廷做佛事時伴有「抬舁監壇漢關羽神轎」，既有神轎，必有坐在轎內的關羽偶像，它也許是從關廟裡請出來的關羽神像。這是關羽神化正式見於正史的最早記載，隨後《明史》也有相同的記載。甚至出帝王敕封，這是封建統治者藉以宣揚忠義思想，希望有更多的文臣武將能像關羽那樣盡忠義於君王，獻勇武於社稷。
明孝宗時，庸愚子(蔣大器)為《三國演義》作序指出：「關張之義，尤宜尚也。」經過羅貫中藝術加工的關羽形象正是忠義思想的化身，它因投合封建統治者加強思想控制而大走紅運。
如萬曆四十二年(1614)明神宗時，將其神位晉級為「協天護國忠義帝」，加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敕封令下，「關帝廟宇遍海宇，一村一社處處有之，雖塞垣邊障，祠宇亦多」，甚至此風刮進宮廷，明天啟年間(1621-1627)，「宮中豎關帝像二尊，一大一小」。
清代推崇關羽更是賣力，究其原因，似與清之立國有關。
清太祖努爾哈赤是個《三國演義》迷，從中學到不少兵法與韜略，在統一關外的戰爭中，努爾哈赤所率領的旗兵幾乎旗開得勝、馬到成功。為了神化自己，把人為的勝利因素塗上了一層神秘色彩，說成得到關羽神祐。
順治九年(1652)敕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封為「忠義神勇關聖大帝」，乾隆三十四年(1769)敕封為「靈佑忠義神武關聖大帝」。從此，關羽被抬到武聖的高度，所立的武廟與孔子的文廟比肩。
既然關羽之「義」是封建統治者吹捧出來的，為什麼民間也奉行不悖呢?
這當與唐宋直至明清時代的社會組織變化有關，《三國誌·蜀書·關羽傳》載關羽同劉備曾「寢則同床，恩若兄弟」，小說據此衍化出一系列的義舉，如桃園三結義、千里走單騎、義釋曹孟德等。
清初毛宗崗更是對此推崇備至，認為關羽「報主之志堅」，「酬恩之義重」，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究其原因，與社會的深刻變化有關。
明清時期，城市無業遊民與幫工日益增多，為了增強謀事的力量，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幫會，幫會的成員來自五湖四海與異姓諸家，較難純粹利用原先的血緣鄉里關係作為維繫的紐帶，往往轉用江湖義氣作為團聚的手段，稱兄道弟的異姓兄弟多了，這得通過結義的形式聚會一起，就是拉幫結派或秘密會社聚眾的一種常見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