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伐董卓的關東諸侯當中，袁紹被推舉為盟主，討董軍事行動雖然虎頭蛇尾，但這卻讓袁紹賺足了名聲，再加上袁紹顯赫的家族背景，因而這天下名士一時間蜂擁而至。等到韓馥將冀州讓給袁紹，袁紹就更是兵多將廣，謀士參謀成群。可以說，在三國初期的諸侯當中，真正稱得上是人才濟濟的當屬袁紹。本博曾經論述過袁紹和曹操的謀士參謀，他們的才能並沒有多大的差距，但有一個現象卻不能忽略，看起來曹操的謀士參謀總是意見相同，而袁紹的謀士參謀卻總是意見相左。本來，有不同的意見並不是一件壞事，決策者可以通過比較，更能看清利害關係，從而能夠更加明確地趨利避害，但問題是，袁紹的謀士參謀還要把這種分歧變成爭鬥，從而使集團利益受損直至失敗。那麼，袁紹的謀士參謀為什麼總是善於窩裡鬥呢?
先看看謀士參謀們是怎樣窩裡鬥的。興平二年(公元195)，漢獻帝劉協流亡河東。沮授建議袁紹，應該迎立漢獻帝劉協，將都城安在鄴城。然後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這樣就沒有人能夠征服。可是另一個謀士參謀郭圖卻說，漢朝已經衰落很久了，想把它興旺起來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嗎?如果把皇帝迎來，有事就得上奏，服從皇帝自己的權力就小了，不服從就是違抗皇命，這不是一個好計策。就這樣，袁紹把這件事擱在一邊，等到曹操迎接了漢獻帝劉協，用皇帝的名義來命令他，這才懊悔起來。
《三國誌》另有一種說法，是郭圖勸說袁紹迎接漢獻帝劉協，建都鄴城，袁紹不採納。迎接漢獻帝劉協是當時最大的事情，沮授又是當時袁紹手下職位最高的謀士參謀，這樣大的事情為什麼沒有沮授的意見?當然了，即便沮授和郭圖意見不一樣也不是問題，可到了官渡之戰時，兩人的意見和分歧就變成了爭鬥。
袁紹準備南下進攻許都，沮授和田豐等人建議，我們連年征戰，百姓已經很疲憊，這是我們的憂患。不如先向皇帝報捷，使百姓休養生息。如果曹操不讓我們覲見天子，就說他阻隔王路，這樣我們就有了出兵的理由。然後我們就分兵襲擾他的邊境，讓他們不得安寧。這樣經過三年的時間，我們就可以把曹操拖垮，大事就可以成功。郭圖、審配等人說，以明公的神武和河北的兵強馬壯，打敗曹操那是像翻手掌一樣容易。現在不奪取許都，恐怕以後就更不可能了。
這不過是戰略方針問題的討論，也就是採取持久戰來消耗對方的軍事能力，還是採取速決戰來一舉消滅敵人，袁紹傾向於後者並予以採納，於是大軍進攻至官渡。但是，郭圖卻不罷休，還要在袁紹面前進一步詆毀沮授，說：「沮授監管內外，威權震動三軍，如果讓他進一步強盛，又有什麼辦法能夠制約他呢?」就這樣在大戰之前，袁紹要將沮授的典軍職權分為三都督，分別由沮授、郭圖、淳於瓊各領一軍。雖然還沒有來得及實行，但內鬥的禍患已經埋下。
官渡之戰，許攸隨袁紹在官渡前線，正在相持階段，許攸家裡有人犯法，留守鄴城的審配就將他們抓了起來。許攸知道後大怒，就投降了曹操。見到曹操，許攸將烏巢糧倉防守空虛的情況和盤托出，並建議，立即突襲烏巢。如果烏巢糧食被燒，袁紹軍心不穩，必定失敗。曹操採納了這個建議，親率輕騎兵突襲烏巢，燒燬糧倉，袁紹果然潰敗。
嚴格執法本沒有錯，但平時和戰時應該是有區別的，尤其是對於前線的大臣家人。只要不是通敵，這執法還是應該考慮時機的，即便需要立即執法，也應該和最高長官袁紹溝通一致，以便袁紹是否要對許攸採取限制措施。但審配直接就這樣做了，所以說，無論這執法有多麼的正確，總掩蓋不了窩裡鬥的本質。烏巢糧倉被燒，將軍張郃建議救援烏巢，而郭圖建議進攻曹操大營，結果張郃久攻曹營不下。郭圖為了掩蓋自己建議的失策，反而誣告說張郃作戰不盡力，張郃害怕被殺，帶著軍隊投降了曹操，這就導致了袁紹軍潰敗。
官渡之戰前，田豐和沮授一樣，也是建議袁紹用持久戰消耗曹操，最後達到「廟算制勝」的戰略目的。所不同的是，田豐的建議計劃更詳細周密，因而諫阻袁紹出征的態度也更堅決。袁紹不聽，田豐當眾勸諫，袁紹就將他抓起來關進大牢。失敗後，將士們都說，假如田豐在，也不至於潰敗成這樣!袁紹自己也說，田豐出征前諫止我，我非常慚愧再見到他。逢紀說，田豐聽說將軍您退兵，拍著巴掌大笑，非常高興他前面的話說中了。袁紹於是殺掉田豐。
這種窩裡鬥的狀況並沒有因為袁紹的死而改變，相反，他死後，這些大臣們內鬥更加激烈。審配、逢紀拉幫想擁立袁尚，辛評與郭圖結伙打算擁立袁譚。有些人以為袁譚為長，應該成為袁紹的繼承人，而審配、逢紀等人害怕袁譚繼位對自己不利，就說袁紹的意思是立袁尚。等到袁譚從青州回來，看到弟弟袁尚已經代袁紹而立，就自稱是車騎將軍。就這樣，兄弟兩人分裂。雖然在曹操進攻冀州時暫時有所聯合，但仍然是相互提防著對方，等到曹操南征劉表，兄弟倆終於大打出手，最終導致內耗失敗被殺。袁紹的屬下為什麼善於窩裡鬥呢?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在於沮授、田豐和審配等人是不是忠烈，郭圖、逢紀和許攸等人是不是奸詐，而是在於袁紹自己的昏暗不明。
實際上，在任何一個集團內部都會有不同意見，尤其是在局面複雜渾濁的情況下。從某種方面來說，有不同意見是一件好事，這可以從不同的側面去看待事物，弄清事情的真實面目，從而更加接近事務的本質。假如一個集團的人對於每一件事情都是一個聲音一個看法，這只能造成一個集團的盲目行動，說明整個集團都已經頭腦發昏，反而會對整體利益不利。對於這些不同意見，關鍵在於君主的把握、理解和如何取捨。可以說，袁紹智謀不足、為主不明、心胸狹窄和缺乏決斷造成了屬下的窩裡鬥。比如說在迎接漢獻帝劉協問題上，「挾天子以令諸侯」和「動輒表奏」之間孰輕孰重，難道他人就不會面臨著這個問題?關鍵在於，袁紹的智謀不夠，看不到這時候漢獻帝劉協的巨大利用價值，而只是把皇帝看成是一個累贅和包袱。等到曹操「拿」到了這個皇帝，這才知道，原來請示不請示並不重要，重要的在於可以皇帝的名義發號施令了。其實，曹操在是否迎接漢獻帝劉協的問題上面臨的問題和袁紹是完全一樣的，但曹操的智慧能夠認識到皇帝的利用價值，知道怎樣免受皇帝的束縛，所以一旦決策，立即行動，親自將漢獻帝劉協迎接而來。
還有，作為一個君主，要知道臣下是為事還是對人。為事，可以讓屬下盡情的發表自己的意見，抒發自己的見解，而對人，則要慎重對待，尤其是對於那些總是把事情引向個人攻擊方面的人，必須有所警惕。封建時代是家天下，主公(皇帝)是最大的財產擁有著，一個人為主公出力，也是為了得到主公以下的最大利益。高明的主公會讓屬下進言盡智，通過論功行賞來讓他們獲取利益，而絕不容許他們損毀他人來「私自」得利。而袁紹，恰恰更多地把精力用在了聽取部下對人的相互攻訐上，這是一個不明君主的顯著特徵。比如說田豐一事，怎麼就不能聽聽田豐是怎麼說?當然，這當中還有一個胸懷問題，可是，難道面子比整個事業還重要?曹操曾經想遷移淮南人口，蔣濟反對，曹操堅持要遷，結果造成了十萬民眾跑到江南去了。曹操對蔣濟不但不是「羞於見他」，還給他升了官。假如田豐地下有知，聽說蔣濟這般待遇，是不是會懊悔當初就不該答應袁紹出來當官?即便是當官，是不是也應該像荀彧和郭嘉那樣，跑到曹操那兒去!
在官渡之戰的相持階段，曹操和袁紹內部都有不同意見。曹操軍隊運糧困難，是繼續堅持還是退守許都，意見並不相同。曹操徵求荀彧的意見，荀彧說，困難是雙方的，應該堅持，這也正是弄險的時候。曹操馬上決斷，堅持下來。許攸來投，很多人認為是詐降，曹操不但相信這是真的，還按照許攸的建議親率騎兵突襲烏巢。這就是善於決斷，它的後果是不留下部下繼續爭鬥的空間。袁紹在官渡，有人要速決，偷襲許都;有人要深溝壁壘，打持久戰，以時間換取勝利。袁紹是一概不接受，形成了進攻不堅決，退守不甘心，駐紮又不嚴密防守的狀況。這種戰守態勢，反應的是軍事上的猶豫不決，正是主帥袁紹智慧不足，不能決斷的真實反映。它的後果就是給部下留下了繼續爭鬥的空間。曹操對手下兩個人評價很高，荀彧和郭嘉，而這兩人曾經都在袁紹手下待過，後來兩人都離開了袁紹，這說明，袁紹自身是存在問題的。所以說，袁紹的部下善於窩裡鬥，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袁紹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