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為什麼要逼死陸遜 原因分析
孫權和陸遜：陸遜(183—245)，是三國時期的重要的人物，對三國的局勢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學術界對陸遜的研究並不充分，多是從陸遜為將、為相的角度出發，分析陸遜的軍事、政治、法律才能，少數的幾篇文章研究了陸遜與江東政局的關係，其中田餘慶先生的兩篇文章《孫吳建國的道路》和《暨艷案及相關問題》，對陸遜與孫權的關係有簡單但非常重要的論述，王永平先生的《陸遜與孫權之關係及其政治悲劇之原因考證》對陸遜與孫權關係有較詳細的論述，朱子彥先生的《論陸遜》比較詳細的論述了陸遜的功績。本文試圖通過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從陸遜與孫權的關係入手，揭示陸遜在陸氏宗族內部地位的變化，陸遜與孫權關係的變化，從而進一步思考孫權在穩定政局上所做的努力，陸遜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以期有助於加深對孫權政局的理解與認識，同時豐富陸遜的形象。
江東陸氏，「世江東大族」在江東有著重大的影響，在東漢末期，處於家族族長地位的應該是陸遜的從祖陸康。陸康時任廬江太守，很有政績，陸遜因為少孤，得到了陸康的照顧，所以陸遜「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這時的陸氏仍然是強盛的。不過，在東漢末期的軍事鬥爭中，陸康與袁術結怨，袁術派遣孫堅的長子孫策攻打陸康，城破，陸康不久也病逝了。陸氏「宗族百餘人，遭離饑厄，死者將半」。本來興旺的陸氏，因此戰受到了極大的損失。而此時的陸遜，在戰前已被陸康派潛回了家鄉吳郡，「康遣遜及親戚還吳」，並且，「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紀門戶」。廬江之戰發生於公元194年，陸遜此時也不過十餘歲，而能夠得以為陸康綱紀門戶，可見陸遜的才能是很出眾的，亦可以說明回到吳郡的陸康這一支的成員中人才不多。
陸康這一支受廬江之難，損失慘重，但陸氏宗族本是吳郡吳人，根基部分並未被摧毀，是陸氏整個宗族勢力仍然強大的原因。不過，在封建的家族制下，雖然陸康這一支受到了巨大的損害，但無疑仍然是陸氏的領袖。回到吳郡的陸氏成員中，陸績與陸遜是同樣主要的人物。陸績是陸康的少子，在封建家族長下，有著陸氏嫡宗的身份，所以雖然陸績年幼，卻當之無愧地是陸氏宗族的代表者。而陸遜因為父親去世得早，並沒有大的家庭背景，在家族地位上，是不能和陸績相提並論的。在輩分上，陸績是陸遜的叔父，這兩層的關係，導致在陸氏宗族內部，陸績的地位要遠高於陸遜，陸遜只能居於陸績之下，而這一狀況也是被江東人士所認可的。《三國誌》記載：「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可見，陸績雖然年紀小，但是能夠參與到孫策的會議中，說明了陸氏在江東的地位高，亦可說明，陸績是陸氏的代表人物，且被孫策所承認。從陸績的言語又可知，陸績是不親和孫氏的。由於孫策對廬江的攻打，導致了陸康的死亡，作為陸康少子的陸績仇恨孫氏是很正常的。不過，陸氏和孫氏的關係很微妙，「孫堅與同郡大族陸氏，如前所述，無嫌隙亦少瓜葛」。二者的結怨只是因為孫策對廬江的攻打，但當時的孫策也是聽命於袁術，所以在道理上，二者的仇恨有緩和的空間，剛剛佔有江東的孫氏迫切的需要大族的支持，而陸氏宗族謀求發展自然也需要與孫氏聯合，孫陸之間有著互相合作的需要，這是孫策請陸績參加會議的原因。但是，陸績對孫氏的仇恨，導致孫陸的聯合只能停留在表面的層次上，不可能十分融洽，這對雙方的發展都是不利的。
陸績由於出身的原因，即不是嫡宗，父親又早逝，幾乎沒有背景可言，而陸遜的優勢在於，自己已經長大，能夠謀求自身發展，父親死後，長於陸康府，與陸康的關係非常親近，甚至曾綱紀陸康之門戶，在陸氏宗族的地位還是有一定的份量的。在陸績與孫權冷淡的情況下，此時的陸遜積極地參與到孫權的政權建設中，「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並領縣事」。這是《三國誌》中所記載的陸遜前期的從政情況，雖然陸遜的官職並不高，但可見其態度至少是溫和的。陸遜此時最主要的突破是藉著鎮壓會稽山賊潘臨的機會，得到了招兵的權利，「部曲已有二千餘人」，有了軍事上的地位。
陸遜的積極態度，無疑會令孫權重視，也會令陸氏宗族重視。曾經為陸康綱紀門戶的陸遜，很容易被陸氏宗族所認可。在陸績不能帶領宗族走向繁榮的情況下，陸遜則是很好的宗族領袖繼承者。
孫權經過對東吳地區初步穩定後，更進一步的深化發展是其目標，在江東大族政治的影響下，若想加大發展，加強與大族的合作是孫權的必定選擇，陸氏作為世代大族，在江東有著重要的影響力，與陸氏的進一步聯合是孫權迫切需要的。「孫權出於使其政權逐步江東化的需要，非借重吳會大族特別是吳郡顧、陸不可。就陸氏而言，在陸績身上，轉圜的餘地是不存在的。所以只有在陸績之外，另找他人。而陸遜終於被孫權認識到是合適人選」。但是，孫權要想聯合陸遜，表現的不能太過分。孫權看重陸遜，一是陸遜的才華，二則是陸遜背後的陸氏宗族，其中，宗族的原因會更大一些。孫權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得到陸氏宗族承認的，得到江東大族認可的陸遜，孫權必須小心謹慎地拉近與陸遜的關係，不破壞陸遜在江東士族中的形象，不給他人以道德指責的借口。同理，陸遜亦知陸氏宗族才是自己最堅強的後盾，只有得到陸氏宗族的支持，他才能展現自己，所以此時的陸遜也不能和孫權聯繫得太過密切。
阻礙在兩人間的道德因素，正是時任陸氏宗族領袖的陸績，陸氏世為大族，家風嚴謹，少孤的陸遜又曾得到陸康的庇護，由於這兩方面的原因，陸遜若與孫權交往過密，在陸氏宗族內部則會受到指責，從而得不到陸氏宗族的支持，得不到宗族支持的陸遜對於孫權來講顯然用處不大，因此陸遜不能跨越陸績，向孫權過分的示好。陸績本身對孫氏不滿，孫權出於政局穩定的需要，並未對陸績採取行動，但是出於政權深入發展的需要，進一步聯合陸氏是孫權必須的選擇，而為了聯合陸氏，排擠陸績，令陸遜成為陸氏的代表，是孫權必須要做的。
陸績是族長，是陸遜的叔父。陸績成年以後，成為了經學家。「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績既有躄疾，又意存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三國誌·吳書·顧邵傳》中說，「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說明陸績不僅在地位上高過陸遜，在名譽上也要高於陸遜。在東漢時期，時人對名譽非常重視。既是陸氏的族長，又是經學的大家，使孫權也不得不忍讓陸績的態度。但是為了聯合陸氏，掃平陸遜發展的道路，排擠陸績，已經是孫權必須的策略。最後，陸績被孫權以「直道」的借口，「出為鬱林太守」。這樣，陸遜則成為陸氏在都內的領袖。不過即使陸遜成為陸氏的領袖，亦不能立即與孫權展開積極的合作，因為沒有合適的與孫權積極合作的名分，陸遜不能違背了陸績的政策。
為此，孫權為了令陸遜能夠積極參與到政權建設，想到了一個好方法，那就是聯姻。孫策死後，史料中可見留下三女一男，一女嫁給了顧氏，一女嫁給了朱氏，還有一女嫁的就是陸遜。江東顧陸朱張四大族，佔了三個，很明顯，這是孫權加強與大族關係的政治手段。體現在陸遜身上尤其突出。孫策死時為二十六歲，兒女肯定不大，陸遜只與孫策相差八歲，是與孫策同輩的人物，而陸遜卻娶了孫策的女兒，年齡上的差距十分明顯，所以，其中的聯姻政治的意味非常強烈。
筆者認為這一婚事需要滿足兩個條件。首先，自然是孫策的女兒長大成人，到了結婚的年齡;其次，陸遜以前的妻子或者去世，或者無子。《三國誌》記載，陸遜「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陸抗是孫策的外孫，陸延則無記載，可能是也是孫策的外孫，即使不是，由於「早夭」，亦可算是陸遜無子的。只有當陸遜的妻子去世或者無子的條件成立時，陸遜與孫策女的婚事才能是名正言順，不被詬病。而從孫權與陸遜行事謹慎上看，當時情形大概是這樣的。
孫策女婿的身份，使陸遜能夠名正言順地參與到孫氏政權的建設中，至此，無論陸遜怎樣的積極，都不過分。這是孫權想要看到的，也是陸遜想要看到的。
孫權把陸績出為鬱林太守，其實並不像出虞翻那樣狠，並且，孫權給予了陸績一定的補償，「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這自然是孫權安撫陸氏宗族的需要，可知陸氏的地位還是很重要的。陸績既然被貶在外，陸遜則正當地成為陸氏宗族的領袖，孫權的目的達成了。陸績出鬱林的日期不得而知，但是鬱林所在的交州，至建安十五年(210年)才歸於孫權統治，「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所以孫權出陸績當在建安十五年之後。陸遜娶孫策女的具體時間亦不可得知，但在《三國誌》的史料安排上，把這件事排在了建安二十一年(216年)陸遜討伐費棧之前，可推測陸遜娶孫策女在建安二十一年前，這與陸績出為鬱林太守的時間有著先後性，二者必定有相互的聯繫。筆者推測，很可能是孫權此時有意加強與江東大族的合作，又看好了陸遜這一人才，為了抬高陸遜在宗族中的地位，孫權將陸績出為外郡，陸遜成為都內陸氏宗族的領袖。不過這時陸遜要想積極參與孫氏政權建設，依然缺乏道德上的支持。於是孫權採取了聯姻政策，以孫策女許配陸遜，讓陸遜以孫氏女婿的身份，參與到孫權的政權建設中，這樣孫權與陸遜的聯合就順理成章了。
由此推論，孫權將陸績貶出外郡，其實是場陰謀，否則孫權不會將直道了十餘年的陸氏宗族領袖陸績輕易地貶出去，這是為陸遜的發展掃平道路，陸遜可以名正言順地成為在都內的陸氏宗族的代表。而孫氏與陸遜的聯姻，更是能夠加深孫陸兩方面的聯合的程度，這對孫陸兩方面都是非常有利的。由此亦可知，孫權也是非常想加深與陸氏的合作的。從中可見，雖然此時的江東大族並未得到孫權的重用，但是孫權已經很重視與江東大族的聯合了。
陸遜為了自身的發展，為了陸氏宗族的發展，為了孫氏江東政權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和孫權合作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君臣相和的局面，為江東穩定的政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可惜，陸遜與孫權在繼承人的問題上有很大的分歧，引發了孫權的猜忌，導致了君臣關係最後的不諧，最後自己憂憤而死，是非常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