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最重要的戰略地區是哪裡?荊州為何能影響天下大勢?下面三國網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著往下看吧~
荊州，在三國時期有著特殊的意義。
這是曾是魏、蜀、吳三方爭奪最激烈的地區，也是許多著名三國故事的發生地。
與曹操共事多年的荀彧曾向其建議，「先定河北，後修復舊京」，最後「南臨荊州」，便可 「天下大定」，將奪取荊州作為最後一步棋。
諸葛亮出山時，為一無所有的劉備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對》，其中提到：「荊州北據漢、沔 ，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提出先取荊州，再取益州，待天下有變，以荊州之兵趨宛、洛，益州之兵進關中，進圖中原，一統天下。
東吳的魯肅也曾向孫權讚揚荊州的險要和富饒：「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
三國時期傑出的戰略家們都將荊州視為兵家必爭之地，甚至提高到了「得荊州者得天下」的地位。
荊州，為何會成為群雄逐鹿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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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名著《三國演義》中，直接或間接提到「荊州」的章回多達三分之二，這讓現代的湖北荊州人自豪不已。
但是，漢末三國時荊州的概念，要遠比現在的荊州市大得多。
三國時的荊州，下轄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夏、南郡等八郡，轄境大致上是今湖北、湖南二省及河南、貴州、廣西、廣東等省部分地區。
當時荊州的範圍，向北延伸至今河南境內，向南可達今廣西桂林、廣東韶關境內，向東到今湖北江西交界，向西到今貴州境內。
荊州中心在兩湖平原，即湖北的江漢平原和湖南的洞庭湖平原，地勢平坦，略呈盆地形狀。周圍山川縱橫，北有漢水、大洪水，南有五嶺，西有巫山，東有大別山、羅霄山等作為天然屏障。
在大運河開鑿之前，荊州是貫通南北，左右東西的交通中心。長江中游橫貫整個荊州，溯江而上可達巴蜀，沿江而下可通吳越，北有漢、沔相連，南有湘、資、沅、澧，四水相通。
想在這片廣袤無垠的形勝之地站穩腳跟可不容易，有一個人卻在軍閥混戰的局面中統治了荊州近二十年的時間，將該地區發展為一塊戰略要地。
他，就是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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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之亂是開啟三國亂世的關鍵，荊州加入亂世角逐的起因，也與董卓有點兒關係。
初平元年(190年)，關東州郡結盟討伐董卓，長沙太守孫堅起兵響應，帶兵途徑襄陽，本想順便請荊州刺史王睿一同出兵。
王睿是二十四孝中「臥冰求鯉」王祥的伯父，也出自名門望族琅琊王氏，平日裡一向看不起孫堅。
王睿收到孫堅的邀請後，不僅沒有立馬同意，還想先借刀殺人幹掉自己在荊州的政敵——武陵太守曹寅，因此對孫堅宣稱，只有曹寅死了他才肯出兵討伐董卓。
曹寅是個聰明人，想起不久前橋瑁檄詔諸侯討伐董卓的招數，學著偽造了一篇檄文，借光祿大夫溫毅的名號列舉王睿罪狀，請孫堅將王睿逮捕歸案。
孫堅一向急性子，早就對王睿之前對他的輕蔑態度不滿，乾脆清算舊賬，將矛頭轉向王睿。王睿偷雞不成蝕把米，被孫堅追著打，走投無路之際吞金自殺。
王睿死後，荊州成了一塊無主之地，亟需一位繼任者。
東漢朝廷將這一重任交給漢室宗親出身的劉表，任命他為荊州牧。
劉表是當時名士，早年曾拜經學大師王暢為師，熟讀儒家經典，名列「八俊」之一。後來捲入黨錮之禍，被誣陷為朋黨，成了宦官的重點打擊對象。
黨禁解除後，劉表被何進推薦入朝，之後一直在京為官。劉表以賢能著稱，何進和宦官爭鬥時，他置身事外，董卓進京時，他也不做出頭鳥，簡單說，就是一個老實人。
在劉表到達荊州之前，荊州一度陷入失控的局面，荊州北面被袁術佔領，荊州各郡縣暴亂四起，當地宗族勢力劃地而治，屯聚自守，形成數十股宗賊(以宗族、鄉里關係而組成的武裝集團)。
半生失意的劉表從洛陽啟程，單槍匹馬來到局勢動盪的荊州，可謂前途未卜。不曾想，這個在中央備受桎梏的老實人，竟宛如蛟龍入海，迅速地控制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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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身一人掀不起風浪。劉表一到荊州就先去拜訪蒯越、蒯良、蔡瑁等地方豪族，而這些地方大族眼見荊州處於崩潰的邊緣，也都希望有一個領袖來主持大局。
為了爭取地方豪族的信任，劉表對蒯越委以重任，拜為章陵太守，又娶蔡瑁的姐姐為妻，和荊州本地豪族建立政治聯姻。
蒯越向劉表建議，打出仁政德治的旗號，穩定荊州政局，對那些劃地而治的宗賊進行招撫、誘殺，將他們的部曲收歸帳下。
宗賊的首領大多貪婪自私，各自為戰，他們手下的烏合之眾也都希望歸附仁德之主，過幾天安穩日子。
劉表就讓蒯越將在荊州作亂的數十名宗賊首領請來赴宴，在宴會中將他們全部斬殺，隨後將這些軍隊全部收入麾下，沒有大動干戈就平定了荊州境內的叛亂。
在經營荊州之初，劉表有幾分危機意識，他為提防來自北方的威脅，也為了伺機奪取荊州北部的南陽郡，而將治所向北移至襄陽，應付來自荊州北面的威脅。
原本盤踞在襄陽周圍的袁術軍隊被荊州將士包圍，雙拳難敵四手，只好撤離。
建安元年(196年)，董卓的餘黨張濟從關中進軍荊州時，又被弓箭射死。隨後其侄子張繡率領部下向劉表投降，屯駐於襄陽以北的宛城，自稱是劉表的「北藩」。
在解決內部的反叛和外部的入侵後，荊州除北部南陽郡之外的其餘七郡，全部聽從劉表號令，「南接五嶺，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
經過劉表近20年的經營，荊州歲月靜好，與世無爭，百姓遠離戰亂，大批北方士人南下避難。荊州一度成為戰亂中少有的經濟、文化極其繁榮的地區。
劉表的事業達到巔峰，卻只是「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就此止步不前。
當劉表逐漸老去，覬覦荊州的英雄大有人在，他們都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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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三年(208年)，是荊州命運轉折之年，無論是掃平北方的曹操、坐領江東的孫權，還是寄人籬下的劉備，都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荊州。
這一年，孫權率先向荊州發起衝擊，接受魯肅的計策，在猛將甘寧的協助下，帶兵向西攻打鎮守江夏的黃祖，打開了通往荊州的東大門。
江夏位於漢水下游，三方阻水，湖泊密佈，易守難攻。漢水下游又稱夏水，夏水的入江口稱夏口，也叫漢口。
後來，孫權為加強防禦又在夏口附近修築武昌城，並曾遷都至此，這一地區即為現在武漢的前身。不過在三國時期，此地只是一處交通樞紐，還沒有成為湖北的龍頭老大。
與此同時，曹操為南下完成統一大業，也做好進軍荊州的準備。他以相當土豪的方式籌備南征，直接在鄴城鑿開了一個玄武池訓練水軍。
曹操的大軍南下時，劉表已經病逝。他的繼承人劉琮據有軍事重鎮襄陽，卻不敢與曹軍正面交鋒，在兵臨城下時聽從蔡瑁等當地豪族的建議，不戰而降。
劉琮降曹的舉措，本來是順應歷史潮流，使荊州免於遭受兵燹之災，可誰也沒想到，歷經近20年和平的荊州，就此陷入長達半個多世紀連綿不休的戰亂。
眾所周知，在奪取荊州後，曹操順流而下，虎視江東，在赤壁遭遇孫劉聯軍痛擊，最終只能無奈北歸。
赤壁之戰後，曹劉孫三家對荊州展開了激烈的爭奪，逐漸在荊州形成了鼎足三分的局面。
曹操佔據襄陽、南陽;孫權佔據南郡、江夏;劉備則佔有長江以南的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四郡和江夏的鄂縣、夏口等部分要地。
其中，孫、劉兩家對這種現狀極為不滿，只因他們都將荊州作為立國的根本，孫劉聯盟因此陷入隨時破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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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諸葛亮《隆中對》的設想中，劉備西進巴蜀，北伐中原的一個重要策源地就是荊州，其中，扼守長江中游要衝的南郡治所江陵(今荊州市)尤為重要。
江陵地處江漢平原中心，經由長江可以連通東西，北據襄陽，南控湖湘，東連武昌，西通夷陵，既可以作為抵禦曹操的戰略重鎮，也可以作為沿江西取益州的軍事基地。
顧祖禹在論湖北形勢時曾說：「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亦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
這三大重心中，荊州指的就是古代的江陵。
但是，江陵卻在孫權手中。赤壁之戰後，孫吳對南郡的曹軍發動了長達一年的進攻。
江陵城池堅固，糧草充足，周瑜先後攻打幾次都無功而返，甚至在與鎮守江陵的曹仁交戰時被飛箭射中，身負重傷。為了鼓舞士氣，他甚至帶傷巡視軍營，堅持在江北紮營，與曹軍對峙。
直到曹軍損失慘重，孤立無援，周瑜才成功攻下江陵。
人家費了好大的勁才拿下的軍事重鎮，劉備卻說要就要，這便有了「借荊州」這樁公案。
建安十五年(210年)，劉備親自赴京口面見孫權，「求都督荊州」。
對於這次大膽的冒險行動，諸葛亮是反對的，他擔心東吳會乘機扣押劉備，以吞併劉備佔有的荊州四郡，便力諫劉備取消這次行程。
但半生戎馬的劉備頗有勇氣，不顧性命之危而堅持前往。他向孫權提出的理由是，劉表的舊部大多前來投靠，現在的根據地實在太小，不足以安民，請求向孫權借點兒地盤。
實際上，劉備的目的就是要得到江陵。
孫權內心很矛盾，在赤壁之戰前夕共同主戰的周瑜和魯肅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觀點，
魯肅力主借「荊州」給劉備，共同對抗曹操。
魯肅的理由也很充分，一是孫吳軍隊初到荊州，未得民心，立足未穩，不如借劉備的力量安撫他們，二是劉備佔據江陵，就是給曹操多樹一個敵人，讓孫吳多一個屏障。
周瑜則堅決反對將江陵借給劉備，並勸孫權將劉備扣留，以美女、玩物削弱其心志。
為了堅定孫權的信念，周瑜提出了從江陵出兵巴蜀的戰略。但是，在出兵巴蜀的路上，周瑜驟然病逝，接任其職務的魯肅再次勸孫權借「荊州」給劉備，共拒曹操。
孫權自知此時和劉備為敵只會兩敗俱傷，於是將周瑜經過一年苦戰奪取的江陵交給劉備。劉備由此掌握了入川的門戶，開始進軍益州，實施「跨有荊益」的戰略。
作為交換條件，劉備退出江夏，還從長沙郡分出漢昌郡，由魯肅任太守。孫權在荊州所佔的地盤和江東由此連成一片，而江陵作為荊州抗曹的主戰場，也為孫吳起到戰略緩衝的作用。這是孫權從「借荊州」得到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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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孫吳與荊州的聯繫比蜀漢更密切。
在諸葛亮的《隆中對》中，「跨有荊益」戰略的一大缺陷，就在於從地理形勢看，相互毗連的荊州與益州彼此聯繫條件極差，兩地相隔有千里之遙，且有山川險阻。
益州高山環繞，更有南北走向的巫山山脈阻擋，在當時的條件下陸路難行，荊益兩州交往主要只能依靠長江水道交通，尤其是靠三峽相連。
然而三峽江面狹窄，水流湍急，從荊州的夷陵到益州的江州，兩岸都是重巖疊嶂的大峽谷，「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只有水流平緩的季節才適合行船，還要小心崖壁崩塌。
與之相反，荊州與孫吳的根據地揚州地理關係密切，同處於長江中下游平原，幾乎沒有天然屏障阻隔，水路交通便捷。《隋書·地理志》中也有荊州「風俗物產，頗同揚州」的說法，由此可見兩地關係相近。
早在孫策起兵時，就曾向江都名士張紘請教如何在江東立足的策略。
張紘當時已向孫策提出「投丹陽，收兵吳會，荊、揚可一」的戰略。意思是說，佔據長江下游的江東，就可以江東為根基進佔長江中游的荊州，由此據長江，掃滅群雄，成就霸業。
後來，魯肅進一步向繼承父兄基業的孫權分析形勢。
魯肅為孫權提出的戰略是：第一步，奪取荊州，消滅江夏的黃祖和襄陽的劉表;第二步，向長江上游進軍，奪取益州，這一點與諸葛亮「跨有荊益」的想法一致;第三步，與北方的曹操劃江而治，爭奪天下，成就如漢高祖一樣的帝業。
在孫吳的建國方針中，荊州早就在計劃之內。
位於江東上游的荊州，就像孫吳的門戶，而掌握這一門戶的鑰匙一旦掌握在兩個對手手中，西面受制於蜀漢，北面受制於曹魏，就關係到孫吳的存亡。
因此，「借荊州」成了孫劉聯盟給自己埋下的定時炸彈，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這一矛盾終於集中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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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留守荊州的關羽利用曹、孫在淮南交戰，曹魏兵馬東調之機，留下少量兵馬守江陵、公安，率領其餘軍隊大舉北伐，圍攻曹魏所佔據的襄陽、樊城。
襄陽因位於襄水之陽而得名，是南北交通的要衝。鄂西北多為低山丘陵，襄陽城面向漢水，背依峴山，周圍山川環繞，易守難攻，民間素有「鐵打的襄陽，紙糊的樊城」一說。
除此之外，襄陽利於農業屯墾，當地氣候溫和濕潤，是湖北全省日照最充足的地區之一，可為前線提供充足的糧餉。
清初學者顧祖禹曾說：「襄陽府跨連荊、豫，控扼南北，三國以來，嘗為天下重地。」自三國開始，襄陽作為軍事重鎮，成為無數攻城者的夢魘。
曹操以襄陽作為中原許昌、洛陽的屏障，即便關羽得天時之利，適逢當年八月漢水暴漲，水淹七軍、擒於禁、斬龐德，也沒能攻下襄陽。
不過，曹操還是有些慌，一度打算遷都以避其鋒芒。
此時，司馬懿勸諫道：
於禁將軍為漢水所淹，並非戰敗，而是天災，對國家大計沒有什麼損失。劉備、孫權二人外親內疏，孫權一定不願看到關羽得志。可派人勸孫權偷襲關羽後方，答應將打下來的荊州地盤歸他所有，襄樊之圍自然就化解了。
曹操採納司馬懿的建議，與孫權暗中聯合，荊州局勢風雲突變。
在襲取荊州前，孫權仍為是否與劉備撕破臉感到困惑。他問呂蒙，應該向北取徐州，還是向西取荊州。
呂蒙說，徐州並無重兵駐守，取之不難，然其地為「驍騎所騁」，並不易守，還是襲取荊州，佔據整個長江流域更有利。
之後，呂蒙詐病，推薦當時還籍籍無名的陸遜代自己鎮守上游，以此讓關羽放鬆警惕。
陸遜一上任，就給關羽寫了一封信，吹噓關羽北伐的戰績，自稱自己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即便是當年晉文公城濮之戰、韓信破趙之戰也不如關羽水淹七軍、威震華夏的壯舉。
關羽看完信，更不把江東放在心上，將江陵的部隊逐漸調往前線，而此時，呂蒙已經到達柴桑，準備白衣渡江。
呂蒙親自挑選一支精兵，扮作商人模樣，晝夜兼程，偷襲江陵。
等到關羽得知江陵失守時，為時已晚。當年十二月，關羽退守麥城，最終為吳軍所擒殺。
從此以後，原來為三家所分割的荊州，就此被曹、孫兩家所佔，直到三國重歸一統。
失去荊州，對劉備集團而言是一個無比巨大的損失，這幾乎宣告諸葛亮的隆中對徹底破產。
跨有荊益，待天下有變，荊州之軍向宛洛，益州之眾出秦川的計劃，從此只存在於隆中草堂的遠大理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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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孫吳襲取荊州後，吳、蜀之戰的焦點轉移到夷陵。
前文所述的荊州各城中，襄陽為荊州北部重鎮，江陵是荊州的中心，江夏是荊州的東大門，而夷陵(西陵)，是荊州的西大門。
由益州東出荊州，需通過全長500里的三峽地區。從白帝城，經巫縣、巴東、秭歸，最後到達夷陵，所謂「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
夷陵作為三峽的東出口，扼守荊州要道，上控巴夔，下引荊襄，一旦失守，荊州難保。
章武元年(221年)，劉備在稱帝僅三個月後，試圖以武力奪回荊州，率領大軍東征。
臨危受命的孫吳新任大都督陸遜避其鋒芒，率軍5萬一直退到夷陵堅守不出。手下將領多次請求出兵迎擊，陸遜都不為所動。
陸遜上書孫權說：「夷陵是軍事要地，得到容易，失去也容易。失去夷陵，損失的不僅是一個郡，甚至可能是整個荊州。」陸遜早已做好謀劃，要借夷陵的地勢擊潰蜀軍。
蜀軍被阻擋於夷陵，劉備只能被迫沿著三峽紮營，從巫峽到夷陵，連營700里，為避暑熱，又將營寨安於山林中。
一直到當年閏六月，和蜀軍對峙了七、八個月後，陸遜才在蜀軍疲弱之際發起反擊，火燒連營，並率軍四面圍攻。蜀軍營寨土崩瓦解，上萬士兵浮屍江面，劉備戰敗逃到白帝城。
夷陵之敗讓劉備悲憤交加，他歎道：「我被陸遜羞辱，這是天意啊!」此話確實有一定道理，若無夷陵扼守荊州上游，蜀軍南下後，荊州一馬平川。
後來，蜀漢滅亡，陸遜之子陸抗鎮守荊州與魏、晉交戰時，也將夷陵視為防禦的重中之重。
他深深擔憂，一直到臨終前還上書吳主孫皓：
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
陸抗反覆強調荊州上游的重要性，建議孫皓加強夷陵的守備。
然而，荒淫殘暴的孫皓只顧享樂，基本把皇帝當副業，自然也沒把陸抗的忠告當回事，不再加強夷陵一帶的防禦。與此同時，晉將王濬已經在長江上游修造樓船，操練水軍。
《佈局天下》一書的作者饒勝文認為，從軍事上看，孫吳決定性的失敗就在荊州上游。
太康元年(280年)，西晉派出巴蜀之兵東出，襄陽之軍南下。
王濬率領一路晉軍從成都出發，順流而下到達夷陵，與劉備東征路線一致。
隨著夷陵被晉軍攻克，孫吳在荊州上游的防線頃刻間崩潰。
荊州下游無險可守，孫吳不堪一擊，王濬幾乎兵不血刃，從武昌順著長江長驅直入，抵達建業，孫皓自縛，出城投降。西晉就此完成了當年劉備未能實現的東征。
從劉表跨蹈漢南，到三國重歸一統，荊州的局勢始終影響著天下大勢。
這片錦繡山河，譜寫了一曲最壯美的英雄史詩，不曾淹沒在歷史的長河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