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集團內部的構成相對於蜀漢、東吳而言要複雜的多，同僚關係也千變萬化。這裡選取自身所關注的張遼進行舉例，從中亦可管中窺豹，從個案來透視曹魏的用人理念。「
《三國誌》載：「進典遼皆素不睦。」這是合肥之戰前的一個小插曲，同時也說明了樂進和李典同張遼關係的緊張。同時又有記載，張遼與護軍武周也是不太和諧的。這裡我們把樂進、武周、李典三人做一個分析。樂進屬於武將;武周據有限資料載是豫州人，曾任下邳令，是當時的士人，可以說屬於文官範疇;而李典成分最複雜，既是武人，又好儒學，同時也是兗州豪族，可以說李典這一特殊角色大致囊括樂進、武周，最具代表性。
這三人分別代表了武、文和豪族，都與張遼不睦，說明張遼可謂是非常「孤獨」了。但是不難發現，此三人均是曹魏資歷深的舊臣，從曹操起家時就跟隨曹魏東征西討，而張遼則是198年降曹，是降將又屬於新力量。故而，這其中的矛盾可以基本看出來。但《三國誌》中的記載未嘗看到張遼因與此三類人不和而出現於身、於人、於曹魏不利的事件，相反的卻留下了不少經典的場面。這不由讓我對張遼的同僚關係產生好奇，同時也對曹魏用人制度有了一定思索。
我們首先談一談張遼與同僚產生分歧的相關因素。我認為大致有三點：首先，張遼身世及早期經歷問題造成的原因。張遼出身於并州沒落富戶，幽並之地漢代離中原較遠，民風剽悍，多輕俠。對中原儒家文化的學習和瞭解並不多，因此中原地區士人士族對於幽並之人是有一種輕視的態度的。此外東漢末雖然禮制殘破，但對於人的品質要求仍是很高的，張遼先後從屬丁原、董卓、呂布，後又投降曹操，這難免會為曹操手下士人士族輕視。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張遼與李典的矛盾還緣於呂布兗州攻伐時對於李氏家族的侵略(李典伯父李乾不配合呂布而為呂布部下薛蘭、李封所害，張遼時屬呂布，因而兗州豪族和并州集團有著矛盾，按：張遼屬并州集團相對獨立一支，并州集團與李氏之矛盾是否牽涉張遼私以為還有待討論)，不過，個人認為這只是一個原因，不能夠佔到特別重要的地位。
綜上所述，張遼的出身是不好的，可以說是微寒加上政治站隊錯誤，必定不受到曹營世家大族和士人的見待。這就可以初步解釋好儒的李典和文官武周為何會與其不睦。其次是張遼的能力問題。一個出身不好的降將，本應該低頭做事，而不多過問和提出自己的想法。而張遼是具有很獨到眼光和敏銳性的優秀將領，因而他總能夠提出一定的想法和觀點。如三公山勸降、征討二袁時提醒曹操防範劉表等，這都發生在張遼降後不久。作為資歷派自然感覺張遼有一種喧賓奪主的感覺。
其二, 從特殊性上分析。張遼豪邁(斬蹋頓可看出，合肥之戰的戰鬥細節)而李典儒雅，性格完全不一樣。而武周為護軍，主要是監督和管理，對於一直有自己想法的將領卻實會感到不好管理和駕馭。
最後一個原因，是張遼的「火箭」提升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說明為何樂進與張遼不睦。以五子良將為例，張遼被假節的時間最早(209年)，是天柱山之戰後，而樂進則為曹操第一次征孫權結束後(213年)，於禁為(216年)，徐晃(218年)，張郃則為夏侯淵戰死時(219年)，而張遼於198年降曹，徐晃為196年，張郃為200年，但樂進、於禁皆是早年就更隨曹操。可以看出，張遼在假節方面優於諸多將領。
此外，張遼很早就獨立領兵和參與鎮守一方，天柱山之戰張遼與於禁同時督率其餘將領(包括張郃)，赤壁後不久，張遼為主將，同樂進、李典守合肥。官職方面，合肥之戰時張遼為蕩寇將軍、樂進為折衝將軍，李典為破虜將軍，應該來說差距不大，而合肥之戰後，張遼直接提示為四征將軍之一，是唯一一個外姓的四征將軍(正七命)，可以說這種火箭式提拔對於資深派將領的打擊是很大的，所以才會引起不滿。
從以上三點原因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曹魏的用人方法尤其是初期，主張任人唯賢，因此第一點身世和早期經歷可以說不是曹操是否用人的考慮範圍，史書載「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即可看出。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看從張遼與曹魏同僚關係中得出的一二。
第一，可以說張遼是一個會處理同僚關係的人，同時也是曹魏任人唯賢制度的一個比較正面的榜樣。首先說處理同僚關係，可以從史書中看到，張遼為人是非分明，懂得顧全大局，因此才有合肥之戰的漂亮戰果，這一點蜀漢的關公就大大不如. 此外，張遼確實能力非凡，這一點不得不讓輕視張遼之人在關鍵時刻信服其軍事能力和判斷能力。張遼善於分析和觀察(三公山勸降和長社鎮亂為例)，故而個人認為他應當能夠察覺到同僚對自己的評價，因而謹慎行事，私以為也打通了不少關係或者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和溝通，不然，和其結果是會和下一任合肥守將滿寵一樣遭到排擠和謠言的攻擊。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一些今天能夠運用的好的經驗，就是學會是非分明、善於觀察。
第二則是曹魏任人唯賢的用人制度實行成功的條件。曹魏不拘一格用人的方法必定在實行的時候有重重阻礙，因此，怎樣才能夠貫徹執行，個人以為，必須找好典型。張遼就是其中最好的例證。首先張遼有能力，其次，張遼是懂得如何處理同僚關係的人。個人認為，一個好的制度，推行起來一則是要有長遠的目光，二則是需要有典型的榜樣，如是，方能很好的執行。
從張遼與其曹魏同僚關係問題個人覺得最大收穫一是對於當下如何處理人際有幫助，需要弄清原因分析事實。二則是一個制度的推行榜樣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