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第三十四回裡介紹銅雀台時道：「卻說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夢玉雀入懷而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操大喜，遂命作高台以慶之。乃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築銅雀台於漳河之上」。此說毫無根據，卻提示了羅貫中在構思三國故事時，也思考過銅雀台名字的出處問題，只是不得其解，才虛擬出這段情節來。銅雀台名字的由來，古詩《歌》提供了一條線索：
長安城西雙員闕，上有一雙銅雀。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
西漢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漢武帝在長安西郊上林苑裡營造建章宮，雙圓闕是建章宮的一組建築物。古代王侯的府邸，為了炫耀權勢，在大門的兩側建有成雙的塔樓，稱做「闕」。漢闕的頂上，常常有鳥形的裝飾物。雙圓闕是夾著建章宮北宮門的兩座塔樓，塔樓的頂上，安裝有一對銅鑄的鳳凰，就是古詩《歌》中的銅雀。東漢張衡的《西京賦》形容雙圓闕高高聳立在空中，有如海邊屹起的一對山峰。
稍後的古藉給出具體的數字：雙圓闕「高二十五丈」，銅鳳凰「高丈餘」。西漢一尺相當於今天公制的 23.2厘米，換算下來，闕樓加上銅雀，總高度超過六十米。以當時的技術水平，有無可能性建造這樣高的建築物，有待建築學家們的論證。公元26年，赤眉軍撤離長安城時，放火焚燒了城內外的皇家宮苑，建章宮成為一片焦土，雙圓闕被毀。
雙圓闕焚燬後一百八十四年，曹操在鄴城城牆上築起了以「銅雀」為名的高台。與雙圓闕不同，銅雀台上並沒有安裝銅雀。建安文人，包括曹氏父子，在詩文中沒有一個字提到過銅雀台上有銅雀。西晉左思的《魏都賦》，鋪陳了鄴城的山川、物產、宮苑、市裡，在述及三台時，僅以「三台列峙以崢嶸」一句話帶過。記載鄴城最為詳細的現存古藉是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在介紹三台時僅說：「中曰銅雀台，高十丈，有屋百一間」，也沒有說銅雀台上有銅雀;在述敘後趙君主石虎翻修銅雀台時，才說「又作銅雀於樓巔，舒翼若飛」，這已經是公元336年，後趙遷都鄴城以後的事情了。
後世許多著作引用《水經注》的這一段文字時，不細分三國時期的銅雀台和十六國時期的銅雀台，使讀者形成銅雀台上始終都有銅雀的錯覺。曹操沒有在銅雀台上安裝銅雀，很可能是受到禮法制度的約束。漢人衣帽、車乘的式樣、顏色和附加裝飾物都要求與使用者的身份相稱，在《後漢書》輿服志裡有詳盡的記述。對建築物也有類似的規定，有《後漢書》皇甫嵩傳為證：「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逾制，乃奏沒入之」，有關的條文則已經失傳。當時曹操官居丞相，封爵是武平侯，還沒有進位到魏王，也許還沒有資格在建築物頂部用鳳凰當裝飾物。
所以這名字應該是曹操起的。
在中國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中，孔明用智激周瑜時，篡改了曹植的《銅雀台賦》，將「連二橋於東西兮，若長空之蝃蝀。」改成了「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
眾所周知，二喬，即大喬、小喬，分別是孫策、周瑜的妻子。孔明為了促使周瑜聯合起來抗擊曹操，特用激將法來激怒周瑜，使周瑜聽孔明背誦完修改版《銅雀台賦》後，果然馬上被激怒，離座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並當即表示：「吾承伯符寄托，安有屈身降操之理?適來所言，故相試耳。吾自離鄱陽湖，便有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於是，孔明的激將法湊效了。
當然，羅貫中的這段記載，也不是沒有根據的。早在唐代，著名詩人杜牧在《赤壁》中就有這樣的詩句「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可見，我們完全可以推測，羅貫中在描寫這一段時，多少受了這句詩的啟發吧。在新版的《三國》中也證實了這一點，新版《三國》曹植在做此賦之前周瑜就已經死了，高希希導演把握的很準確，所以更加證實了孔明篡改《銅雀台賦》只是推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