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在稱帝前後有什麼變化 為何在伐吳的時候完全變了一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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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備在稱帝前後有什麼變化 為何在伐吳的時候完全變了一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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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備(公元161-223年),即蜀漢昭烈帝,字玄德,漢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三國時期蜀漢開國皇帝,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劉備雖然是漢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但是他父親早死,家境貧寒,與母親賴販草鞋、織草蓆度日。但他志存高遠、以卓越的品質、謙遜的作風招攬了一大批至死不渝的忠志之士(如關羽、張飛、糜竺、簡雍、孫乾等),雖然他一生遭遇多次挫折,最後卻堅韌不拔的毅力,終成大事,建立蜀漢,從一個賣草鞋的變成昭烈皇帝,其一生是充滿傳奇色彩的。

籠絡豪傑,深得人心 劉備寡言少語,喜怒不形於色,能謙恭待人,城府極深。劉備年輕時師從東漢大儒盧植不愛讀書,喜歡弄狗騎馬,喜歡結交豪爽之士。因此,青年時代就有不少年輕人爭相依附他,這是他性格的優點。 劉備寬仁、忠厚、慈善、好施、善於收買、籠絡人心,這是他性格中遠遠勝於曹操的地方。曹氏父子佔據北方大部,挾天子以令諸侯,政治上、軍事上都佔有明顯的優勢。但曹操行事殘暴,時常就屠城,劉備行事多與曹操相反:曹操急暴,劉備寬仁;曹操狡詐,劉備忠厚;曹操篡漢,劉備扶漢,因此,劉備深得人心。劉備入蜀後,實行拉攏當地豪門士族的政策,發還他們的田地和房屋,鼓勵發展農業生產,因而深得民心。 識人善用,君臣融洽 劉備禮賢下士,慧眼識才。在愛才、用才上,儘管劉備、曹操、孫權三人有共同的特點,但劉備比他們兩人更勝一籌,在用人方面,毛主席曾對人評價:「劉備這個人會用人,能團結人,終成大事。這是他成功的關鍵。」 陳壽也評價劉備

為:「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 劉備創業之初,勢單力薄,顛沛流離。雖然兩次佔據徐州,但都最終失敗,但是他注意收買人心,不論什麼情況,他都以民為先。後來,三顧茅廬得諸葛亮,即使沒有多大的本事,就憑這種禮賢下士,尊重人才的品格,就值得尊重。孔明出山之後,劉備與這位二十幾歲的年青人相敬如賓,入則促膝而談,出則並馬而行,火燒博望坡時,甚至還聽從諸葛亮的將令。那時候,他從來就沒有拿大,擺出「主公」的架子。難怪陳壽在《三國誌》中評說劉備:「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蜀漢能打開當時那樣的局面,固然離不開諸葛亮運籌帷幄,但也不能小看劉備的容人之量所起的作用。

興兵伐吳時的劉備,卻幾乎是變了一個人。趙雲等人諫阻,他就一概不聽;秦宓諫阻,又將他打入牢獄,這且不說,連諸葛亮上表陳述利害,勸其「別圖良策」時,他也竟然擲表於地,說「朕意已決,不得再諫」。連營結寨之時,曾有馬良提醒:是否畫下佈陣之圖送諸葛亮過目,此時的劉備又十分自負:「朕亦頗知兵法,何必又問丞相?」其先前之風範已全然不見蹤影。

劉備興兵伐吳,敗得很慘。李國文將這一切歸結為「感情失控」,「意氣用事」。這自然也有道理。但僅僅指出這一點還是很不夠的。興兵伐吳,是劉備當了皇帝以後的事,不知人們是否注意到,一旦坐上了皇位,他與諸葛亮、趙子龍等人之間就劃下了一條君君臣臣的界線。皇帝就是皇帝,臣子就是臣子,即使劉備「三顧茅廬」請來的諸葛亮,也不能和他再促膝而談,並馬而行了。例如,諸葛亮上表救秦宓,就先得下跪、瞌頭,在這種氛圍之中,坐上了皇位的劉備是很容易覺得自己突然高明起來了的,時時言聽計從,他哪裡還受得了?於是乎良藥苦口,忠言逆耳。縱觀歷史,由此而釀成的悲劇並不少見,會說「朕意已決,不得再諫」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劉備,在《三國演義》中就可找出相似的實例。李國文認為諸葛亮沒有能勸阻劉備伐吳,也應該負有一定的責任,卻是冤枉了諸葛亮的。如果諸葛亮有錯,倒是錯在他不該勸說劉備當皇帝。

地位變了,本事未必就會按比例增長,這一淺顯的道理,旁觀者清,當局者卻往往弄不清楚。於是原先禮賢下士的,一爬上高位就會變得不可一世;原先虛懷若谷的,一爬上高位就會變得剛愎自用;原先清醒謹慎的,一爬上高位就變得忘其所以,此所謂一闊臉就變是也。高位使人獲得權力,沒有使人獲得本事,倒是往往使人失去真心相助的朋友和能夠助成大業的忠言。因而,也就往往成為一個人以及他所從事的事業走下坡路的開端。

劉備吃了大虧之後,做了一次自我批評:「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至今日之敗!」比起袁紹、曹操怕被人恥笑而惱羞成怒,殺田豐、殺楊修,他的自責畢竟還是值得肯定的。這雖然只是一句簡簡單單的話,但要已經當了皇帝的劉備說出這種話,也不是那麼輕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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