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油條一詞，說的是那些並非憑借真才實學，而是其他手段上位，並深諳為人處世之道的人，三國時期的曹魏集團中，劉曄就是這樣一個人。
在《三國演義》裡，劉曄可以說是一個很不引人注意的角色，如果不是鐵桿兒的「三國迷」，大概沒有幾個人會記得他的名字。事實上，在號稱「謀臣如雲」的曹魏集團中，他也的確沒有起到多大的實質性作用，而在郭嘉、程昱、荀彧、荀攸、賈詡等人的光環之下，他確實也顯得有點兒不那麼出類拔萃。然而，這並不能說明劉曄的才智就真的在這些人之下，事實上，自出道那一天起，劉曄始終都是曹魏集團中重要的謀臣，他曾經長期跟隨在曹操身邊，出過不少奇謀妙計，其後又輔佐曹丕、曹睿，是名副其實的「三朝元老」。
劉曄初到曹操手下，便充分顯示了他與眾不同的獨特的才華。當時，同時被徵召的有「(劉)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而就在曹操向他們問起「揚州先賢、賊之形勢」時，其他四個人都是「爭對，待次而言」，只有劉曄始終不發一言，等到曹操停下不再提問時，才「設遠言以動太祖」，而且話又並不多說，「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征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猥坐說也。」可見，在這五個人當中，劉曄才是真正的高手中的高手。面對曹操這樣的人，還要你去誇誇其談地去細說什麼嗎?只要點到也就是了，因為曹操的理解和判斷的能力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強得多。劉曄初露鋒芒，就以他卓越的才華得到了曹操的認可，其結果是「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十至耳。」如此看來，他是真的博得了曹操的信賴，大概可以從此風雲際會、大顯身手了。
然而事實卻根本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在以後的日子裡，劉曄一次又一次為曹氏集團獻出奇謀妙計，可是卻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絕採納——而恰恰就是這些計謀，事後竟然無一不驗，一切都在劉曄的預料之中。
就在曹操平定了漢中張魯之後，劉曄就向曹操提出：「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以當時的形勢看，這實在是一個上上之策，如果曹操依言行事，也許三國的歷史就要改寫，可是其結果卻是「太祖不從」。
事實證明，劉曄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就在七天之後，有蜀國的降者說：劉備初入蜀時，「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可以想像，在那種情況下，如果曹操率大軍殺過去，將會是怎樣的後果。而後來，劉備羽翼豐滿之後，確實成了曹魏集團的心腹大患，他們不但最終失了漢中，還丟了大將夏侯淵的性命。
劉曄不僅能夠對天下形勢、敵我情形做準確的判斷，而且更能深入地深入分析敵人心理，並且提出正確的意見。
蜀國有一個有著「容止才觀」的人物孟達，曾經率眾來降，深受曹丕的器重，封他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人們也都對其十分常識，可是劉曄卻堅持認為「(孟)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後來果然不幸為其所言中，孟達趁諸葛亮北伐之時發動了叛亂，如果不是司馬懿智勇兼備，採取奇襲將其剿滅，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而在關羽被殺之後，(曹丕)「詔問群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大家一致以為「蜀，小國耳，著名將領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只有劉曄認為：「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來劉備果然親自帶兵擊吳。
就在吳國對抗蜀國的時候，孫權突然打發使臣向魏稱臣，於是「朝臣皆賀」，也只有劉曄提出不同的意見：「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丑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可是「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結果一如劉曄所料，「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完全都在他的預料之中。
在劉曄的一生中，獻過的奇謀妙計絕對不僅僅是這些，僅在《三國誌·劉曄傳》中的記載就尚有多條。而且，劉曄不僅思維敏捷、才華出眾，還有著過人的膽識和勇氣，十三歲時就曾經按母親的遺命，斬殺掉父親寵信的侍者;二十多歲時又借曹操的威名擊殺掉地方豪強鄭寶，並且招降了他的部下。
在整個《三國誌·劉曄傳》中，我們幾乎找不到他的一點兒缺點，他竟是以一個近乎「完人」的形象定格在歷史之中的。在各種歷史著作中，劉曄也得到了人們一致的高度評價。許劭就認為：「曄有佐世之才。」傅玄則認為：「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而陳壽則評價說：「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是將劉曄和程昱郭嘉等人並稱的，至少認為不在眾人之下。甚至連主席也說「此傳可一閱」，認為劉曄「放長線釣大魚」的計謀是值得學習的。
可悲的是，以劉曄這樣一個有勇有謀的「完人」，做為曹魏集團智囊中重要的一員，先後服侍了曹操祖孫三代，終其一生，獻計無數，可是他的計謀卻真正被採納的卻少之又少。在《三國誌》本傳的記載中，也只有在曹操討伐山賊陳策時才聽了他一次，而在「至則克策，果如所料」的情況下曹操還大笑著說了一句「卿言近之」，算是在語言上對他最高的褒獎了。除此之外，在針對吳蜀兩國的政治軍事問題的重大決策上，劉曄的正確建議竟沒有一次得到執行，甚至也沒有一次得到重視。
為什麼會這樣呢?只因為劉曄姓劉——是漢室的後人。而且他這個出身和劉備不大一樣，劉備的「皇叔」身份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常常被人懷疑，可是劉曄「漢室宗親」的身份卻是實實在在的，史載「劉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這個身份從來就沒有人提出過異議，應該是真實無誤的。也許正因為如此，儘管曹氏祖孫三代都對劉曄禮遇有嘉，在骨子裡卻從來就沒有真正地信任過他。可以想像，如果劉曄不姓劉，而是姓曹，或者姓夏侯，哪怕是姓劉姓之外的什麼趙錢孫李也都不要緊，只有這個姓氏，只有這個「漢室宗親」的特殊身份，多多少少總會叫他們有些顧慮。
事實上，以劉曄的聰明程度，當然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所以，在天性多疑而又殘暴的曹氏祖孫面前，他為人低調、經常夾起尾巴做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三國誌·劉曄傳》載「(劉)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鹹。僕在漢為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能夠做到這一點真的很不容易，我們想一想都會覺得很累，但劉曄卻一直做得十分出色。儘管他的計謀很少被採納，卻自始至終都是曹魏的重要謀臣，並且做到了太中大夫，「晉爵東亭侯，食邑三百戶」，可以說是成功者的典範了。
晚年的劉曄更加謹小慎微，雖然尚沒有達到「多磕頭，少說話」的地步，卻也逐漸把自己鍛煉成了一個左右逢源的兩面派。就在魏明帝曹睿和群臣討論要討伐西蜀的時候，「朝臣內外皆曰不可」，可是劉曄卻「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言，因曰「不可伐」。」分明成了一棵隨風倒的牆頭草。可惜，這棵牆頭草並沒做多久就露了餡兒。因為有一位「持不可伐之議最堅」的中領軍楊暨，也是明帝的親臣，同時他又十分看重劉曄，「每從內出，輒過曄」，劉曄就和他講開了不該征伐的意見。結果有一次，楊暨又說起伐蜀的事，把明帝惹急了，說了一句「卿書生，焉知兵事!」，楊暨就搬出了劉曄做為自己的擋箭牌：「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結果召來劉曄對質，他卻以「終不言」的態度玩起了沉默。事後，在單獨見面時，他又對明帝及楊暨分別提出了看似義正嚴辭的批評。對明帝說的是：「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脒夢漏洩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而對楊暨說的則是：「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結果是「帝謝之」，「暨亦謝之」——他在兩面都撈了好。而且，他這種兩面討好兩面都不得罪的伎倆還不是偶然一用，史載「(劉)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正可見這種事兒他是常幹的。
可是他說的都是真心話嗎?偶一為之還沒有什麼，時間一長，就有人對他的做派提出了質疑，並且在曹睿跟前打起了小報告，認為「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曹睿照樣子一試，劉曄果然中計，結果是明帝曹睿「果得其情」，於是從此疏遠了他。最後，劉曄只能落得個「遂發狂……以憂死」的下場，只留下滿腹的遺憾。
對此，《三國誌·裴松之注》引《傅子》的評論是「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言，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是將劉曄看作了一個「巧詐」之人。其實，傅玄的觀點還是略嫌「正統」了些，今天看來還是多少有些偏頗。試想，以劉曄的「明智權計」，他何嘗不願意「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言」，可是事實上又如何能夠做到呢?多少年來，他周旋在曹家祖孫三代周圍，非但沒有獲罪，而且還在「出身有問題」的背景下將自己的身份地位一次次提高，成為曹很集團中的「紅人」，又豈是那麼容易做到的?也許正是他多年來奉行的謹小慎微、瞻前顧後的做人原則，所以才使這一性格在他晚年時候達到了極致，並且使他終於沒能善始善終，真真叫人為之扼腕歎息。
只不過因為一個「出身問題」，以劉曄那樣的絕頂聰明，又在曹操「任人唯賢」的政策之下，尚且遭遇如此的命運，更何況非其人，非其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