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整體利益之下，不同層級的領導各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在「公司大賬」和「老闆小賬」之間，往往存在一定差異。如何將擅長做「公司大賬」和擅長做「老闆小賬」的兩類不同人才安置在合適位置、且保持利益平衡，這是考驗老闆察人、用人之道的關鍵所在。
孫權重用呂范、棄用周谷
三國東吳的開國皇帝孫權，在哥哥孫策當家時，不過是個小小的宜興縣長(陽羨長)。做了縣長不免要搞點計劃外項目，從公款裡拆借些資金。他的兩位「會計」———主簿呂范和功曹周谷，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呂范把每筆小賬都做成大賬，規規矩矩向孫策匯報，弄得好多計劃外項目不得不關停並轉，孫權的小金庫也險象環生;周谷則明裡暗裡，幫孫權做足假賬功夫，讓孫權私房錢花得很爽，老哥兼領導孫策也被蒙在鼓裡。
等到孫權自己當家，呂范立即得到重用，後來成為東吳的股肱名臣，而做賬高手周谷則「終身不用」，理由是此人既然能幫著當縣長的自己欺瞞當領導的老哥，就能幫著當下屬的別人欺瞞當領導的自己，能力越強，賬做得越巧，危害性也就越大。
後人大多稱讚孫權在這件事上做得不錯，很能理解漢光武帝劉秀那句「天子不與布衣同」的道理，知道一旦當家，「小家」就成了「大家」，自己就從「做小賬的」轉換為「查小賬的」，從欺瞞別人的小領導，變成最怕別人欺瞞的「大老闆」，以前不討小縣長歡喜的呆板會計呂范成了最值得信任的好管家，昔日讓自己舒坦輕鬆的理財高手周谷，則成了大皇帝必須打足精神防範的財政蠹蟲，一進一退，貌似實在允當得很。
但孫權在「用會計」這件事上，充其量只能算「及格分」而已：在重用呂范這個問題上，他的思路十分精闢，從方面之任轉換到全局主宰，拋棄此前「小我」的本位主義，為「大家」財政安全的需要提拔呂范這種講原則、守法度的「會計」，自然是令人欽佩的選擇;但對周谷的處置卻只對了一半———對這種人抱有戒心，讓他遠離財務關鍵部門，這完全正確;但就此不予重用，卻未必是一個決策者最好的選擇。
周谷的「可用之處」
唐太宗時的名臣岑文本曾經有一段話，說「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意思是人無完人，即便愚蠢或貪婪的人，如果使用得當，也一樣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並避免不良影響。一個明智的領導者，應該用人之長，棄人之短，而不是求全責備，把人一棍子打死。
具體到周谷這件事，他做假賬動機不純，對「大領導」不負責任，對頂頭上司意在溜須逢迎，這些都是比較嚴重的缺點。但他頭腦靈活，對財務規則嫻熟，敢於靈活處置問題，這些其實都是可取的。三國時代，州郡的獨立性很強，以東吳為例，直到孫權晚年，仍然實行較為原始、落後和分權的部曲制和采地制，每個地方官和將領都領有數量不等的「配兵」，這些「配兵」的開支，則由分配給他的采地財政來承擔，將領死後，這些「配兵」和采地一部分由國家收回重新分配，另一部分則由其一個或幾個兒子繼承。而在孫策時代，這種分權制和財政分散狀態更加突出，可以說，當宜興縣長的孫權要求更多財政自主權，在他那個時代其實是常態的、合理的，周谷的做法雖有取巧之嫌，但說不上有多出格，充其量算個「合法避稅」;而呂范事事匯報的做法，在那個時代反倒是有些奇怪的———因為即便匯報了，在當時那個鬆散體制下，孫策也不會對連軍費、辦公費都要自籌的地方官作多少苛責(就更不用說孫權和孫策是啥關係了)。
孫權重用呂范、拋棄周谷，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對集權的一種憧憬，此後直到去世，他一直試圖改變這種落後的分權制、采地制和兵權世襲制，但收效卻是有限的。應該說，孫權的願望是好的，也符合公司發展大計和他本人的利益，但即便如此，周谷仍然是個可以「收所長而棄所短」的「會計」人才———
從史料上看，呂范是「移民」身份，原籍汝南細陽(今安徽太和)，在孫策手下不僅是「異地做官」，而且弄不好還在試用期內，事事小心既是品德和個性的表現，也多少有自保痕跡，不得不時刻擔心被砸飯碗，如果在其家鄉汝南當「會計」，會否仍這樣規矩，恐怕也不好說;周谷卻是周氏子弟，而周家的郡望正是陽羨，也就是說，他是土著做官，出身不俗，膽子更大、點子也更多，實際上有些「地頭蛇」的有恃無恐成分。
鑒於此，把周谷從「老窩」陽羨弄出來，平調到遠離家鄉、宗黨的外地任職，並配上合適的副手，輔以完善的審計監督機制，他善用規則、敢於任事和精通理財的優點便可以充分發揮，而喜歡耍手段、鑽空子的人格缺陷，也可以得到有效約束。
不僅如此，在一些特殊崗位，敢花錢、敢負責任、不計較小賬，反倒比循規蹈矩的「會計」更能派上用場。
中國古代買賣人和「會計」們共同尊奉的偶像和祖師爺，是曾經幫助越王勾踐報仇成功，後來功成身退、棄官經商，並成為著名富翁的陶朱公范蠡。范蠡晚年住在陶(今定陶)，二兒子因殺人被楚國關押，要花錢打點，范蠡本想讓剛成年的小兒子去，當了他多年助手、精明能幹的大兒子覺得自尊心受傷害，堅決要去，還抬出老娘當說客，范蠡迫不得已只得放行，卻立即著手給二兒子準備後事。結果二兒子果然沒能救出。當范夫人問他「怎麼知道大兒子不行小兒子行」時，范蠡解釋說，大兒子曾跟他歷盡坎坷，懂得錢財來之不易，花錢時勢必精打細算，可二兒子的確犯了死罪，如此吝嗇自然打動不了楚國那些貪官;相反，小兒子生下來就享盡榮華富貴，認為錢來得容易，到了楚國必定出手大方不計較小賬，這樣反倒能把老二救出來。
「小家」如此，「大家」也一樣。楚漢對峙時出名人品不好、手腳不乾淨的陳平，在項羽手底下擱哪兒都不放心，到了「善將將」的劉邦手下，給安排做敵工、策反和情報工作，經費包干，細賬不管，結果這位「不合格會計」如魚得水，為劉邦的最終勝利立下了不可替代的豐功偉績。由此可知，沒有不能用好的會計，只有不會用人的主官。
「大賬」與「小賬」的平衡
王朝也好，企業也好，都會遇到「大小賬」的問題，也就是怎樣兼顧「公司大賬」和「老闆小賬」。
有些人能力超群，可以「大小兼顧」，比如漢高祖劉邦手下的蕭何管後勤和財政，既能確保漢國財政不因連年戰事而崩潰，保證幾十萬遠征軍的軍需，又能讓講究生活品質的劉邦喝得起酒，泡得起妞。
但絕大多數「會計」，卻只是個「專才」：要麼善於管「大賬」，財政收支可以搞得得心應手、收支平衡，「大老闆」的「小金庫」卻打理得一塌糊塗，比如唐代中期的名相李泌，能讓被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搞到支離破碎的國家經濟恢復穩定，卻總也管不住唐德宗李適追求私房錢的小心思;要麼善於管「小賬」，能把「老闆」伺候得舒舒服服，小金庫運轉得風生水起，可絕不適合管理「公司大賬」，比如那個臭名昭著的楊國忠，算小賬是絕對的一把好手，陪著唐玄宗李隆基賭錢，輸贏多少，隨口就能報出個准數，管理宮中小賬，也弄得井井有條，被李隆基親口封為「好度支郎」，意思是「模範會計」，可這位「模範會計」被提拔掌管全國財政，卻既鼠目寸光，又貪得無厭，最終把好端端的「開元盛世」，給敗成個一塌糊塗的「安史之亂」，「老闆」給他連累得拋家捨業，做了七八年「遊客」，他自己更落得個全家遭難、屍骨無存的淒慘結局，真個是害人害己。
作為「大老闆」，自己頭腦裡要把握好「兩本賬」：把「管國」的「大會計」弄來管家，最多是添堵;可要把只能管管小金庫的「管家型會計」給弄去管了「大賬」，那可就不只是自尋煩惱那麼簡單了。倘若「模範會計」楊國忠憑著過人的心算技巧、細緻周到的管家技能，和特殊的外戚裙帶關係，繼續從事他管賭賬、管小金庫等瑣屑而重要的「家政會計工作」，只怕到死也是個被同僚羨慕嫉妒恨、被領導讚賞有加的「好度支郎」，又何至於誤國誤家、害人害己的地步?
至於孫權當上「大老闆」之後的用人思路固然無可指摘，但畢竟造成了令人惋惜的人才浪費。三國的形勢是「天下九州，魏佔其七」，孫權當政之初北方尚未統一，還是袁紹和曹操對峙的階段，但孫氏只佔「一州之地」、地盤少、人才缺的態勢卻一目瞭然。如果說袁紹、曹操是「大企業」，孫氏只不過是「小公司」，用好手裡幾張牌，讓他們各盡其用，揚長避短，是「企業」發展之必須，也是領導者的責任和本分，從這個角度看，周谷的悲劇既有他自己的因素，孫權自己不會「打牌」，也要負一定責任。
用好你的「會計」，把一些可能有的缺陷、可能不總是討人喜歡的牌用到最合適的地方，而不是一看牌點不大、花色不喜就棄若敝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