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頒布九品中正制開門閥政治先聲,背後什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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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頒布九品中正制開門閥政治先聲,背後什麼原因?

公元220年,按照年號紀年來算,本應是建安二十五年,可當年正月魏王曹操薨了。這個一統北方的梟雄、曹魏王朝奠基人的去世,讓整個天下為之震動。

在一干重臣的擁護下,漢獻帝劉協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曹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魏國的權力交接棒總算有驚無險的落到了曹丕手中。

是年三月,獻帝改年號為延康。

康,昌也,寓意昌盛。延康,延康,延續昌盛是也。

代指誰家之昌盛?

名存實亡的大漢王朝嗎?

獻帝及其身邊的漢室孤忠們,恐怕已經嗅到了漢祚將終的死亡氣息。無可奈何花落去,卻也只能寄托於虛妄的年號,聊以自慰吧?

但該來的總會來,十月,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於魏,曹丕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旋即改元黃初。

榮耀了四個世紀的大漢王朝,終究還是湮滅在了歷史的長河當中,三國鼎立的時代從此刻起才算正式到來。

在曹丕稱帝前,史書上有這麼一條記載:

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資治通鑒·魏紀一》)

這便是著名的「九品中正制」,它的出現,開啟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閥政治,可謂影響深遠。因此普遍認為,此舉乃曹丕為代漢而籠絡世家大族所為,畢竟選舉人才的「中正」多有地方豪族擔任,如此大的政治讓利,難道不是為了漢魏禪代贏取廣泛支持?

這種說法沒錯,但也不全對。

漢魏時期,本就是豪強世族化的歷史階段,豈是一句話就能簡單道盡。確切的說,九品中正制是世家大族在社會政治中處於絕對統治地位的歷史產物。

曹魏集團內的世家大族

眾所周知,東漢王朝的建立離不開豪強地主的支持,可以說豪強勢力是東漢政權內部最大的利益集團。

從東漢中期至漢末,以封建大地主為經濟基礎的豪強大族,通過與儒學相結合逐漸世族化,他們家傳儒學,累世為高官,如汝南袁氏「四世五公」、弘農楊氏「四世太尉」等等。這樣的世家大族,擁有巨大的經濟、政治特權,無論在地方還是朝廷都佔據主要地位。

董卓亂政後,東漢中央權威盡喪,地方勢力不受壓制,全面崛起,各地軍閥想要掌握州郡,沒有地方大族支持是寸步難行的。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身處中原四戰之地的曹操,自然也無可避免的去爭取、籠絡世族勢力的支持。

曹操出身宦官世家,其家族在譙縣本地也屬豪強。早年起兵反董,曹操依靠的就是宗族姻親所聚集的「義兵」。縱觀曹操創業階段,你會發現,這正是一個不斷擴大豪強地主勢力支持的過程。

在曹操打下兗州基業時期,除了自家曹氏和姻親夏侯氏的鼎立支持外,像陳留的衛茲以家財資助曹操起兵,助其徵得五千餘人;中牟的任峻徵集宗族家客數百人歸附曹操;譙人許褚聚集壯丁和宗族數千,也歸附曹操;而穎川大族荀彧、荀攸叔侄、郭嘉、還有程昱、華歆、王朗、陳群、司馬家族等一干豪族名士,也在曹操集團內充任要職,起著重要的決策作用。

當曹操平定河北後,以清河崔氏為首的河北世族士人,也被征辟入幕府,拜官籠絡。在曹操集團內,世族名士既有為中央決策核心的,又有為外為地方州郡長吏的,可以說他們成了曹操勢力不斷擴張過程的重要政治支柱。

從唯才是舉,看曹操對世族的態度

世家大族雖然在曹操創業時期給予極大的助力,但這並不意味著曹操無條件依賴他們。

以建安十三年為分界點,因赤壁之戰失利的緣故,曹操統一全國無望,三家鼎立的局面開始出現,曹操勢力也從高速擴張期進入了穩定期,這時其統治集團內部的整合必定成為主旋律。

建安十五年春,曹操春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這便是曹操著名的「唯才是舉」求賢令,這道政令的核心就是國家征辟人才,不拘出身。

可以看出,曹操對集團內部世族名士的勢力過於龐大,並開始向東漢後期的士大夫政治轉變趨勢的警惕。

隨著建安十九年、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先後發佈政令對「求賢令」進行補充,進一步重申了「唯才是舉」的方針,使得庶族地主階級士人的比例不斷增高,曹魏集團內部出現士庶並用的局面。

曹操不僅通過提升寒門庶族的政治地位,來分薄世家大族對曹魏集團的掌控力,他還頒布各項政令嚴禁豪族土地兼併,限制其勢力膨脹。而且荀彧、崔琰之死、毛階被罷免,雖說事出有因,可也未必沒有曹操藉故打壓豪族的政治考量。

這就像東漢早年,劉秀依靠豪族取得政權,但在坐天下後卻極力壓制豪強的勢力,不僅通過「度田令」清查人口、田畝,限制豪強經濟,還「退功臣進文吏」,在政治上防止豪強做大一樣。

所以說曹操的做法其實與劉秀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為避免王朝的統治權被豪強大族架空。

但是大家要明白的是,地主階級的產生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下,兼併土地是地主階級從母胎中就帶來的本能,而大地主們掌握了絕大部分的生產資料(耕牛、先進的農具、更多的土地、雇農),在生產力未出現大變革前,大地主們以他們的經濟實力在社會中是處於絕對的主導地位。

因此不論劉秀也好,曹操也罷都不可能違背歷史規律,真正解決世家大族在政治中的主體地位問題。

這也注定了曹操對世族的態度是既一面限制,又不得不倚重,可謂是矛盾的對立與統一。

無法誰讓世族地主階級是曹操統治集團的階級基礎呢?

哪怕曹操不斷為勢力內部注入庶族地主這支新鮮血液,可無非是延緩了世族力量的壯大,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假以時日那些庶族也會因經濟、政治特權成為新興的世族,歸根到底還是會走上世族化的老路。

所以當曹操去世後,他苦心經營的士庶並舉的局面重新向世家大族一方傾斜,像陳群、華歆、司馬懿、鍾繇等世族代表人物進入權力核心,世族的政治地位難以撼動,而「九品中正制」的頒布,其政治含義更多是對世族執政地位的一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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