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漢末年這樣一個時局混亂的動盪年代，曹操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統一中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實行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機制。曹操為了能廣泛地吸收和籠絡文人名士，哪怕這些人把他罵得狗血噴頭，他也「愛憐其才」，赦之不咎。然而，曹操卻對幾個有才的文人表現出了讓人驚訝的言行舉動，對他們上演了一場場侮辱、屠殺的慘劇。這讓眾人不由得發出疑問：標榜愛惜人才的曹操為何會這樣做呢?
禰衡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但是他自恃其才，不知天高地厚，甚至目中無人，狂悖不羈。令人想不到的是，這位絲毫不懂政治的文學青年，竟然在曹操面前出言不遜，大放厥詞，引起了曹操的強烈憤恨和不滿。對付這樣一個不識時務、蔑視權貴的酸腐文人，曹操有自己獨特的一套辦法，那就是通過「不命坐」、「令為鼓吏」和「不起身相送」等方式，在禮法上有意怠慢，在人格上極力羞辱。
當然，曹操是一個聰明人，他知道如果他殺掉禰衡，定會讓其他文人心寒，於是他開始「借刀殺人」，派遣禰衡到荊州出使，結果因出言不遜被一介武夫黃祖砍下腦袋。
與三國「憤青」禰衡不同的是，孔融不僅僅是文學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作為孔子的二十世孫，孔融官高名遠，眾望所歸，順理成章地成為知識分子的一代領袖。名士出身的孔融向來看不起曹操，喪失地盤來到許都後，孔融認為自己是在為漢獻帝劉協做事，而不是為曹操效勞，不買曹操的賬。這讓大權在握的曹操覺得很窩火，萌生殺掉孔融的念頭。
但是由於北方局勢還不穩定，加上孔融的名聲遠播，曹操不便對他怎樣。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著手實施他的統一大業的前夕，為了排除內部干擾，便授意部下誣告孔融「欲規(謀劃)不軌」，又曾與禰衡「跌蕩放言」，將孔融殺害棄市，連他的兩個兒子也未能倖免。
第三個被曹操殺掉的人是崔琰，他雖然算不上是一個完全的文人，但他卻代表著當時整個貴族集團，也代表著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階層。崔琰表面上歸順曹操，但打心眼裡不服，尤其是對曹操自封魏王這種僭越行為更是義憤填膺。對於經自己舉薦卻贊同曹操稱王的門生楊訓，崔琰忍無可忍，索性以前輩的口氣給楊訓寫了一封義正詞嚴的書信，裡面竟有「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的「反句」。
曹操知道後，勃然大怒，將其關押。可崔琰在關押期間非但不老實，竟然還「通賓客，門若市人」，與那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階層搞反動聚會和非法活動，這是曹操無論如何也不能原諒的，於是利用「文字獄」的方式除掉了這位愛出風頭的名流。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曹操一方面實行「唯才是舉」，吸收、籠絡和重用知識分子，一方面又堅持「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用人原則。對於願意臣服歸順於自己的文人，曹操可以給他們高官厚祿，可以與他們推心置腹，尊重愛護;可對於那些不肯服膺歸順，不願與自己合作，甚至另懷心思的知識階層精英，曹操不惜背上屠殺知識分子的千古罵名，也要對他們下狠手、下毒手，做到殺一儆百，肅清他通往帝王之路的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