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思想紛呈、人才輩出的時代。儒釋道三家，各有時代的代表人物，風格秀出，逸品獨標，商酌辯難而不失其雅量。那個時代，禮讚人才，尊重對手。南朝佛教鼎盛，反佛的聲音也能表達。於是闢佛勇士范縝出現了。畢生佞佛、三次捨身的梁武帝帶頭和范縝辯論，親撰《敕答臣下〈神滅論〉》，寫道：「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辨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躓，神滅之論自行」，有模有樣不失風度地據理力辯。
梁武帝的敕答，經釋法雲轉達給王公大臣會覽，臨川王蕭宏、南平王蕭偉、長沙王蕭淵業、豫章王行事蕭昂，以及沈約等六十餘人群起難范，可以想見對范縝的壓力有多大。但范縝毫無退縮，不可謂不勇敢。而所以之故，也和梁武帝能夠守持思想辯論的規則，不以政治權力剿滅異端有關。誠如錢鍾書先生所說：「縝洵大勇，倘亦有恃梁武之大度而無所恐歟?皆難能可貴者矣。」可知，當時形成我國歷史上的人文鼎盛、著述宏富的一代文化景觀，這不是偶然所至，而是淵源有自。問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才閘門是如何打開的。如果「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能不追溯到曹操。
曹操其人，羅貫中《三國演義》首發其難，寫出了一個活脫脫的奸雄形象，塗上的白臉，層層復復厚幾許，要想剝掉則難上加難。但後世的文史研究者，欲還曹阿瞞歷史本真的也不在少數。大家都記得郭沫若1959年寫過《替曹操翻案》。對曹操給予特殊評價的還有大史學家陳寅恪。陳寅恪在研究魏晉思想的一篇文字裡(《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也說：「夫曹孟德者，曠世之梟傑也」，「讀史者於曹孟德之使詐使貪，唯議其私人之過失，而不知此實有轉移數百年世局之作用，非僅一時一事之關係也」。肯定曹操對「轉移數百年世局」起了作用，這個評價可不低。
那麼，對於曹操的「轉移數百年世局」的歷史作用，我們該從哪裡說起呢?毫無疑問，應該從他的「求才三令」說起。所謂「求才三令」，指的是建安十五年、建安十九年、建安二十二年，七年之中接連頒布的三道廣招人才的詔令。為介紹之方便，我們不妨以第一、第二、第三令分別稱之。
第一令主要表明思賢若渴、求賢之急，迫切希望與賢人君子「共治天下」，因此提出了「唯才是舉」的鮮明口號。等於說，只要是人才就好，其他條件均可暫置而不提。
第二令是補充第一令所不夠具體者，特別說明，不要怕用有缺點的人才，尤其不必處處都以德行來限人。所以如是，道理在於：「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如果由於人才的某些「偏短」，而廢棄這個人才，那麼蘇秦、陳平都不必用了。而無此二人，戰國時期燕國的弱勢如何改變?漢代的江山大業，又如何成就?只有明白這個道理，才能做到「士無遺滯，官無廢業」。
第三令網開更大，提出用人不要講究出身，不要在乎有沒有「污辱之名」。此令詞赫然寫道：「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甚至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也並非不可以起用。這未免太過出人意料了。
此三令一出，各類人才、各種人物，河滿江瀉矣。陳寅恪先生認為，曹氏所以頒此三令，主要是針對他的對手而言，目的是破除漢以來既有的吏治結構，而以「有德者未必有才」的口號相昭示，其摧廓作用自必可觀。然道出多門、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奇詭爭競亦在所難免。
儘管如此，最終畢竟形成漢魏時期的人才鼎盛之局。寅老所謂曹氏不無「轉移數百年世局」之功用，其歷史深涵，倘在斯乎?倘在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