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話題從一塊舊碑開始，舊題「沁縣城關關廟碑」(額題「威勝軍新建蜀蕩寇將[軍漢壽亭]關侯廟記」)，立於北宋元豐三年(1080)，為現存最早的關廟碑記實物。碑陽部分二千餘字，碑陰部分三千五百餘字，限於篇幅不迻錄。雍正十三年纂輯之《山西通志》已有介紹：
沁州漢壽亭侯廟：宋仁宗時儂智高陷邕州，銅川神虎第七軍以矯捷應募。行次荔浦，禱於祠下。廣源以南地，多深林，蠻伐木塞路。忽大風捲臥木，軍得並進。及戰，有神兵旗幟戈甲，彌亙山野。敵顧望恇怯，軍遂大克。歸建廟。李漢傑撰記。１
唯系節要，未窺全豹，其中還將北宋仁宗朝征儂智高與神宗朝伐交趾兩事混為一談，是一誤焉。該碑全文載中華書局《山西戲曲碑刻輯考》(下稱《輯考》)，據介紹：
該碑為北宋現存三通舞樓碑刻之一，非常珍貴。碑高120厘米，廣76厘米，正書。笏頭方趺，額篆「威勝軍關帝侯新廟記」九字。碑存沁縣石刻博物館內。
作者李漢傑，鄉貢進士(舉人)。書丹者王汝翼，進士，入乾隆《沁州志·選舉》卷。其餘生平無考。文中所記關鍵人物任真，《沁州志·職官》僅言元豐年威勝軍指揮使。２
其餘還有一些介紹，但亦有浮泛錯訛，未能得其情實。「關羽崇拜」的形成發展自有其深厚的宗教性原因和廣泛的社會基礎，且略早於三國小說化進程，故應當視為獨立並行且又相互關聯影響的兩條線索。這塊碑刻就是一個證據，它是迄今為止最早的民間祭祀關羽紀實，且對重新認識宋代祀關風氣的形成、原因、基本信眾及「說三分」的狀況，都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故需要進一步箋釋，方能發覆真相，以便研究者更好地利用。擬先由碑記所述北宋對三國歷史及關羽的評價談起，漸次而及立廟緣由與立碑人群體的考證，最後探及蘇軾所述「說三分」故事的社會背景。
尊劉的「三國觀」
在《「說三分」與關羽崇拜：以蘇軾為例》３一文中，我曾分析到北宋文士一度輕視三國史，景德二年(1005)五月戊辰，宋真宗曾「幸國子監庫，問祭酒邢昺『書板幾何?』」館閣諸臣「或言《三國誌》乃奸雄角立之事，不當傳佈」４。范仲淹(969—1052)詞則說：「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劉伶共一醉。」５王安石(1021—1086)也曾吟詠說：「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與劉玄德，問捨求田意最高。」６更不必說歐陽修《正統論》和司馬光《資治通鑒》這樣重要的史學著作，都毫不隱晦地「帝魏」，主張以曹操為三國「正統」。少年蘇轍(1039—1112)在《三國論》中說：
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７
但到宋神宗時，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趙頊就屢以劉備自擬。《宋史·王安石傳》言：「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熙寧三年(1070)王安石欲辭相位，宋神宗挽留，「引劉備托後主於諸葛亮事，曰：卿所存豈愧諸葛亮，朕與卿君臣之分，寧有纖毫疑貳乎?」８
可知宋廷中的三國「尊劉」傾向，實已於此時形成。這篇碑記的立意，正是從蘇轍所謂的「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開始議論的。李漢傑以「蒼鷹逢秋」比喻劉備，以「猛虎踞山」比喻孫權，以「孤鯨跨海」比喻曹操。尤其推重劉蜀「得士冠於一時。孔明運籌，關、張禦侮，魏與吳不敢出師西顧劍門，忌三人耳」。繼而又以關羽、張飛比較，「世言魏之張遼，吳之周瑜，可與並驅爭先」，但「張遼膽薄，豈孫權之比;周瑜智小，非曹公之敵」，並大膽設言：「愚謂案其風績，較得失而論之，則飛可在前，遼當居後，而瑜處其中。」並隆重推出關羽之雄，猶甲於三國諸將：「曹公明略蓋於天下，聞其威名，勇氣幾奪，況下者乎?每建旗臨陣，作憤軒昂，橫刀而前，□奮於臆，顧眄小宇宙，叱吒生風霆，□上衝□□□□□。萬眾睹其勃如之色，人人不寒而股慄，雖生而魄碎。」僅言及此，猶且「識將軍之面，而未識將軍之心」，遂揭出為文主旨，大力頌揚關羽的「忠且義」，「後之知將軍者，不獨取其臨戰卻敵之威，而取其佐君之忠，行己□義」，其所舉事例，亦為「報曹公殺顏良，解白馬圍，功成棄賞，脫身還蜀。去就兩端，不負主知」，及「善攻有術，不在矢石，在於權[謀]，[臨]機制勝，密不可窺。坐降於禁，而威震華方」，故「迄今江淮之間，尊其廟像，尤以為神」。
總括全文，作者雖未如後世理學貶斥曹、孫為「漢賊」，但於三國群雄中獨推劉備、關羽、張飛和諸葛亮的意旨顯豁。考慮到其撰寫時間實與蘇軾轉述王彭所言「途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９相去不遠，但何地「薄劣小兒」，何以出現這種「尊劉」情結，耐人尋味。
此外，立碑日期署為「孟夏望日」，正當五月十五。鑒於這是目前為止最早的有關五月中旬祀關的記載，敬望讀者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