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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蜀吳三國中，坐擁江南的東吳在地緣形勢遠不如看上去美好，所謂長江之險並不如想像中牢靠。三國史最特別的，不是魏蜀爭霸，而是東吳圍繞自身國防的部署。此前的秦漢都是建都於腹地，以分化瓦解之術控馭邊疆，魏蜀都繼承這個特點。東吳建國是在江東這片地區首次嘗試國防部署，但它的問題卻比中原王朝嚴重得多。東吳能統一天下的機會只有一次，就是周瑜奪取荊、益二州的天下二分之計，之後則只能在與劉備的和戰中糾結，直至最終敗亡。
天下二分計——東吳的如意算盤
我們看三國歷史時，一般印象認為荊州乃上游重鎮，東吳若丟了它就等於失去長江天險，但早期東吳的建國策略中，荊州是不太重要的。《三國演義》以蜀漢為正統，扭曲了後人的認識。東吳的國防隱患，就隱藏在荊州與建業這兩個地區，成為東吳揮之不去的噩夢。
這還要從隆中對說起。諸葛亮將荊州定義為用武之地，其中一個特點就是西通巴蜀。益州的天險是針對關中地區而言的，漢中、劍閣、陰平成為阻礙魏軍入蜀的要塞，但對於荊州來說，險要程度卻低得多。魏蜀交戰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讓大家誤以為守住益州北部的漢中，就等於掌握了免死金牌，晉初作為難民進入益州的李特，就曾歎息蜀漢有此天險卻還亡國。可光武帝討伐公孫述的戰爭，卻透露出不同尋常的一面，岑彭與來歙從不同路線攻擊益州，前者正是從荊州南部的長江水路，也就是後來劉備走的那條路攻入益州腹地。
劉秀滅公孫述之戰
從荊州進入益州的地理難度，要比直接走漢中路線低得多，反過來說，從益州東向荊州同樣容易，後來劉備因關羽之死而東伐孫權，陸遜的防禦中看不出多少守險的部署，比起姜維對抗鍾會這種明顯以守險為主的戰術，陸遜面對劉備的處境更加危險。劉備輕易進入東吳的荊州地界，甚至都看不到陸遜的水軍發揮作用，吳軍最終用火攻的防守反擊戰術，這一幕很像赤壁之戰。
這進一步說明，不僅曹操佔了荊州就與東吳共有長江之險，即便東吳佔有了荊州，但如果沒有取得對益州的控制權，長江天險也只能與蜀漢共有了。夷陵之戰實質就是劉備站到了曹操當年的位置上，再給東吳帶來一次順江東下的緊張感。
劉備並不是唯一利用荊州這個隱患之人，八十多年之後，晉軍憑借佔據益州的有利地勢，直接從上游向荊州發動進攻，拉開滅吳戰爭的序幕，實現了當年劉備的宿願。三百多年之後，隋軍再次複製晉軍的戰術，完成中國的再統一。一千多年之後，蒙哥親率精兵攻打四川，未嘗不是想借用晉隋兩代的經驗，只要四川失守，南宋的襄樊就面臨著與東吳荊州同樣的困境。
荊州的這個巨大隱患，東吳謀士參謀早已洞若觀火。周瑜的戰略設計並不以荊州為盡頭，他勸孫權攻下江陵地區之後，越過荊州西取巴蜀，兼併漢中的張魯，再北向結援馬超，完成這一切之後，周瑜再回軍與孫權據荊州以逼曹操。
與周瑜同屬將才的甘寧，可謂英雄所見略同，「據楚關以漸規巴蜀」是他給孫權的戰略核心，而楚關就在荊州地區。只有在掌控了巴蜀也就是益州之後，荊州才是安全的，那時荊州只面臨來自北方的威脅，周瑜才可以據襄陽全力應付中原之敵。對比後世的南宋，岳飛基本上享受到了周瑜戰略的好處，從襄陽北伐給金軍造成巨大創傷。孫權極為認同周瑜與甘寧對東吳建國戰略的看法，當曹軍撤退之時，孫權派周瑜與程普急速西進，在江陵逼走曹仁之後，隨即打算向西進入益州，即便是在劉備襲占荊州要地之後，孫權仍然想越過劉備的勢力範圍直取益州，後來，周瑜不幸病死在出征益州的路上。
襲取荊州——看上去很美
如果沒有外部因素的干擾，孫權會依照周瑜設計的戰略一路西進，據江東跨荊、益以爭中原。但劉琮出人意料的投降，以及曹操為追擊劉備而迅速南下，打亂了東吳的早期戰略。曹操南征給孫權送來了劉備這個不穩定因素，同時也激活了魯肅的早期戰略設計，徹底改變了東吳之後的戰略選擇。如果習慣於三國並立思維，一定會認為孫劉結盟是對抗曹操的天然之計，但東吳君臣一開始並不是這麼想的。周瑜曾向孫權建議，將劉備置於三吳地區，同時將關張二將分散，能夠讓他們隨吳軍征戰就夠了，絕對不能讓劉關張三人聚在一起，孫夫人嫁給劉備也只是周瑜「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志」的一部分。
周瑜希望孫權對待劉備的態度，就像劉備對待劉璋那樣，別搞華而不實的聯盟，直接置於麾下聽指揮才是正道。孫權沒有聽從周瑜的良言，除了自己認為的「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之外，另一重要原因是此時劉備已經佔據了部分荊州地區。曹操敗退之際，劉備與周瑜合軍追擊，隨後各自搶佔地盤，荊州南部被劉備趁勢攻佔，這個時候再軟禁劉備，勢必引發兩軍的直接衝突，那時曹操還沒走遠，萬一趁勢殺回那問題就大了。既然無法抑制劉備，索性就先這樣擱置著，但周瑜這個時候死亡，卻讓魯肅代替了自己的位置。
岳陽博物館的魯肅銅像
魯肅之前給孫權設計的戰略中，就只是「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他對攻取益州的態度比較模糊，據江東跨荊州就是魯肅版隆中對。在他前往荊州弔喪之時，就已經表示出如果荊州方面願意，就與之和解，讓江東與荊州聯盟共抗曹操。
當曹操威脅尚在，劉備佔據荊州要地之時，魯肅的戰略再次影響孫權，這才有了後來導致吳蜀翻臉的「借荊州」之事，魯肅將劉備當作了之前的劉表，落實了他早期的戰略安排。「借荊州」嚴重打亂了東吳的早期戰略，益州已經不可能攻取了，因為劉備不讓吳軍從他的地盤上越過去，而且劉備早有跨荊據益的打算，這塊肥肉說什麼也不肯讓給孫權。
沒有了奪取益州的可能性，孫權就集中力量奪回荊州，呂蒙不負所望奇襲南郡，讓荊州重回東吳懷抱，但此時的荊州卻出了大問題，關鍵是襄樊已經被曹魏掌握，荊州北部完全丟了。在只有荊州中部與南部的情況下，如果能夠控制其西邊的益州，那問題不大，如果曹魏從襄樊南下，駐守在江陵與巫峽的軍隊可以合擊魏軍，可如今益州被蜀漢佔據，荊州北部又在曹魏手裡，荊州中部就隨時可能遭遇兩線夾擊。
對於東吳來說，丟了荊州中部，等於與敵國共享長江天險，可如果不丟，那防禦就是一個大麻煩，該讓誰來守荊州呢?
孫權肯定不行，就荊州位置來看，孫權建都於此等於是天子守國門，梁元帝就吃了這個虧，西魏軍隊南下後很快到達江陵，南梁各地軍隊還來不及勤王就徹底沒戲了。那讓大將來守行嗎?風險很大。只要看一下東晉的歷史，佔據荊州的強藩屢次不聽朝廷號令。孫權初步的解決方法是以武昌(今湖北鄂州)為都，這樣既可以在荊州危難時支援，也可以就近威懾荊州守將。
武昌的地理位置對於軍事防禦而言很不錯，它恰好處在長江兩條水道岔口之間，當初孫劉聯軍也是在此地附近狙擊曹軍，但作為首都就有難以彌補的劣勢，那就是武昌及其附近地區的經濟力量不足於維持首都的長久存在。
定都建業——天子守國門
東吳經濟最繁榮的就是三吳地區，佔據東吳經濟總量的一半，另一半由荊州地區提供，既然荊州不能作為首都，那就只剩下建業一個選擇，後來就連劉備也勸孫權建都於建業。
水軍從建業到荊州，距離如此遙遠，還是逆流而上，如果荊州遭到攻擊，基本是指望不上有什麼援兵了。像蜀漢的漢中，曹魏的淮南與關中，這些地區雖說是邊疆要地，但成都與洛陽是完全可以在軍事上鉗制住的，而建業對待江陵就顯得鞭長莫及了。建業作為東吳首都確定之後，荊州就只剩下派大將駐守這一個方法，而且還必須是全權委託，以便局勢變化時能迅速作出反應，好在陸遜的忠誠淡化了後來東晉強藩似的威脅，東吳的荊州問題可以放一放了。
荊州的問題暫時解決，建業的問題就出現了。
東吳建國後有個很特別的現象，就是作為吳王的孫權，經常是自統強兵迎敵，虞翻為此曾嚴勵批評過孫權，可後者依然故我，往後數次迎戰曹操，以及幾次北伐，孫權都是獨當一面。這與傳統的中原皇帝很不同，由於顧慮到王朝的安全，皇帝一般是不能冒險到戰場前線去的，萬一遭遇不測很可能導致國內大亂，劉備夷陵戰敗就差點置蜀漢於死地。像漢光武帝與唐太宗，他們稱帝后也就是命將征伐，親自上陣的情況很少，孫權的做法不像是中原王朝的帝王，倒是很像匈奴單于與蒙古可汗。
孫權熱衷於自統強兵，原因就在於建業的地理位置太靠近長江了。當初孫策欲攻取江東，作為揚州刺史的劉繇駐守於曲阿，孫策一渡江就將他打到會稽去了。長江作為建業的天險，其實就一江之隔，敵軍只要一突破，建業立即面臨兵臨城下的緊急狀況。建業的地理位置有點像明朝長城邊上的北平，同樣是天子守國門的態勢，只要對敵軍的行動反應速度稍慢，戰場局勢就很被動。
南梁的侯景之亂完全證明了這點，當梁武帝慢吞吞地讓指揮系統層層下達命令時，侯景孤軍已經趁機渡江了。如果寄希望於東吳其它地區能及時派來援軍，那幾乎等於做夢，看看明朝北京吧，清軍都繞著都城跑幾個圈了，各路勤王大軍都還在路上。
曹魏的淮南戰略同樣加劇了孫權的憂慮感。袁術敗亡後，曹操就派劉馥駐守在壽春，又是修戰備又是開屯田，赤壁戰後，曹操更是親自到達壽春南邊構建以合肥為主的工事，之後的二征孫權，曹操就從合肥出發，很快就兵臨長江，逼著孫權親自率軍迎戰。
除了長江，孫權無險可守，建業的位置又不像南宋的臨安，它就緊挨著長江南岸，以此作為北伐中原的基地倒是挺不錯的，可用來作為首都，孫權也只能時刻警惕江北態勢，防止突然被滅的危險。南朝的陳後主就犯了悠閒的毛病，隋軍大將賀若弼與韓擒虎一渡江，陳朝就灰飛煙滅了。
建業與荊州各自的態勢確定後，東吳的國防隱患就徹底明顯了。若遭遇魏軍南下，兩邊都別指望得到對方的援助，彼此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各自死守自己的防區，長江防線從東到西全面展開，就像長城一樣，說是天險，實際是各自為戰，東西任何一方被敵軍突破，剩下一方都將處於被夾擊的境地，晉滅吳是先攻破了荊州，隋滅陳是先攻破了建業。當初劉備憤而東伐時，孫權急於向曹魏稱臣，就已經暴露了東吳的國防隱患。
試想一下，若魏文帝接受劉曄的建議，將出兵的時間提前，屆時劉備從巫峽東攻夷陵，曹真從襄樊南下江陵，曹仁從合肥直指濡須口，荊州與建業同時受敵，孫權恐怕就要提前接受陳後主的命運了。
就這樣，東吳在放棄了周瑜天下二分計的同時，也放棄了參與一統天下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