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害怕言行被記載 蜀漢政權不設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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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趣話

諸葛亮害怕言行被記載 蜀漢政權不設史官

中國歷史千百年來,諸葛亮的身份在不同人眼中有不一樣的形象:帝王說他是個忠臣;大臣說他是個賢相;學士看他是個智慧的精靈;百姓看他是神機妙算的神。當然他可不像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哈姆雷特火暴,那句經典評語「一千個人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是經過大家集體公認的,而諸葛亮這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恐怕值得後人去仔細甄別研究。因為,由他所把持的蜀漢政權的時候,竟然「國不治史,注記無官」。《三國誌》《蜀書》《後主傳》中說:「……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綢焉。」結果搞得陳壽在寫《三國誌·蜀書》時,竟然找不到足夠的史料。那麼諸葛亮為什麼不設史官呢?

中國歷代均設置專門記錄和編纂歷史的官職,統稱史官。各朝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為記錄類和編纂類兩者。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這兩者是不大分別的,後來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後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官方歷史。唐朝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中說: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可見不同的史官有不一樣的職責,他們共同記錄著王朝大小事務,給後人留下寶貴資料。

宋代文天祥的《正氣歌》裡就有兩個典故:「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說的就是兩個著名史官的故事。

董狐,是春秋時期晉國晉靈公在位時的一個史官。晉靈公年紀很輕就繼位為國君,不但幼稚,而且驕橫。例如他在高台上用彈弓射擊行人,以此取樂;他的廚子因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廚子殺掉。對晉靈公的胡作非為,國相趙盾屢次諫諍,可是晉靈公不但不聽,反而要殺趙盾。在這種形勢下,趙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難。這時,趙盾的同族趙穿舉兵殺死靈公,然後把趙盾叫回都城,另立晉成公為國君,趙盾繼續擔任國相,主持國政。對這一件事,晉國史官董狐認為,殺死靈公的真正責任者應該是趙盾,所以就直言不諱地在史冊上記下:「趙盾弒其君」。趙盾見了,大為吃驚,解釋自己並無弒君之罪。董狐說:「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沒有走出國境,回來也沒有懲辦兇手,這弒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誰呢?」趙盾無可奈何,長歎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

孔子對董狐稱讚道:「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過,孔子也稱讚趙盾,說道:「趙宣子(即趙盾),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孔子的評論是否正確,姑且不論。但無論如何,後來人們稱讚正直的史官,就叫做「董狐」;把直書其事的文筆,贊為「董狐之筆」。

春秋時期,齊國的大臣崔抒與齊莊公為爭奪美女發生矛盾。崔抒藉機殺掉齊莊公,立了齊景公,自己做了國相。對此,齊國太史記道:「崔抒弒其君」。崔抒不願意在歷史上留下弒君的惡名,下令把這個太史殺掉。繼任的太史還是這樣寫,又被殺掉。第三個太史仍然這樣寫,也被殺掉。第四個太史照樣直書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殺不絕的,只好作罷。這時,齊國另一位史官南史氏,聽說接連有三位太史因實錄國事被殺,惟恐沒有人再敢直書其事,便帶上寫有「崔抒弒其君」的竹簡向宮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實記錄沒有被殺,就回去了。齊南史的不畏強暴,秉筆直書,幾千年來被譽為中國古代史官的典範。

宋太祖經常在皇宮的後園打鳥玩,一次,有幾個臣子稱有急事求見,宋太祖於是就召見了。但是召見之後,他們上奏的都是些很普通的事情。宋太祖很不高興,問為什麼。一個臣子回答說:「臣以為這些事情比打鳥更緊急。」宋太祖更加生氣了,順手抄起邊上擺的斧子,用斧子柄打那個人的嘴,打掉了兩顆牙齒,那個人慢慢彎下腰,把牙齒撿起來,放在懷裡,太祖罵他說:「你揣個牙齒,怎麼還想保留證據告我還是怎麼著?!」那個臣子回答說:「臣是不會去狀告陛下的,但是負責記載歷史的官員,會把這件事情寫進史書。」

通過這個故事也能看出史官在歷史中的作用非同一般。

諸葛亮之所以沒有設史官,其中主要原因也是害怕史官記錄他的不好言行,阻礙他行權做事。

以諸葛亮的「達於為政」和其思維之周密,以及「杖二十以上親決」的精細作風,應該是不會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劉備死後,諸葛亮為托孤大臣,權傾朝野,全國上下唯他馬首是瞻。朝中一切事務「鹹決於亮」。高度集權會使他容易把個人意志凌駕於國家和人民利益之上。隨時隨地都會有過激行為發生,比如他如何排擠李嚴;如何頤指氣使對待劉禪;如何對待倉促發動北伐等等一些不為人知的內幕。

例如馬謖失街亭一事,諸葛亮「違眾拔謖」,派遣只會紙上談兵的馬謖擔當前鋒,結果慘遭失敗,諸葛亮為保護自己地位,揮淚斬了馬謖,然而馬謖當時並沒有像外間廣為流傳的那樣去諸葛亮那裡請罪,而是在軍敗之後選擇了畏罪潛逃一途,後被緝捕歸案。在諸葛亮判其死刑後,還沒來得及執行,就於獄中病故。馬謖潛逃案還導致了與馬謖關係很好的荊楚集團的另一骨幹向朗(向寵叔父),因知情不報而被革職。不難設想,蜀國當時要有史官的話,對於裡面所發生的內情定會有詳細論述。

「國不置史」這個舉動所產生的最直接的後果,便是在蜀亡以後,即使是作為蜀漢著名史學家譙周弟子的陳壽,在當代人修當代史的情況下,奉命修編的《三國誌》裡也惟有蜀書因為「行事多遺,災異靡書」,各類資料的嚴重匱乏,導致許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無法單獨作傳,最後僅僅只修了一卷便作罷了。倘若說在劉備手上的時候是因蜀漢初建無暇顧及的話,那麼在劉禪當政後這麼長的時間內,政權穩固度應該已經大大地得到了提高,並且在擁有劉巴、秦宓、譙周、許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學人才情況下,作為自承漢朝正統的蜀漢朝廷依然「國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諸葛亮「猶有未綢」這樣簡單的失誤所能解釋得通了,而要是從「行事多遺」這個角度去看,更會多少令人疑惑其「國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讀書鏡》中記載,宋太祖一日罷朝,俯首不言,久之,內侍王繼恩問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故不樂也。」眾所周知,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之後,又「杯酒釋兵權」,使自己的統治地位穩若泰山。這樣一位開國皇帝「偶有誤失」,竟然怕「史官書之」,令人感慨。

諸葛亮感覺,設立史官會使他做事不能為所欲為,與其提心吊膽做事,不如根本就不設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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